1、准备时期陆军总司令部被置于优先地位　　1940 年 7 月底至 12 月初，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局中，德国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及其最高到今，只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这在德国大本营的历史上也许是最罕见的现象之一。对俄国的战争，既没有按普鲁士 ——德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个基本的、经全面考证的计划，而且在关于作战的指挥问题上①，尔维嘉除了在西方战局即将开始前，寥寥数语，草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再没有任何表示。从一开始，尔维嘉使将此战局的全部计划——从展开到确定首批进攻目标都听任陆军总司令部安排。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完全被排斥在一边，甚至陆军总参谋部 1940 年秋举行东方战局的大型司令部演习时，指挥参谋部的成员都没有作为客人或观察员被邀请参加。格威特将军也有意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个想根据参谋部的任务和性质，以倾导者的身份参与事态的发展。但也有一些例外，如 1940 夏季，他委托国防处长对苏俄作战的基本要素，进行一次研究并拟制一份研究报告。其目的是，熟悉苏俄地理和军事现状，并企图先于陆军向尔维嘉提出自己的建议。①9 月初，国防处长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格威特的指示，通知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局，“东方领域”在最近几周要进驻大量部队，并提出几条采取隐蔽措施的原则。除此之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 1940 年秋向罗马尼亚派送陆、空军“军事代表团”的任务。这无疑也是“东方战局”准备工作之一②1940 年 11 月 12 日统帅部“为尔后作战”所制定的第 18 号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转变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终于找到了答案。指令只是说：“探明下一步俄国态度的政治会商已经开始了。不管这种会商的结果如何，凡是已经口头命令的东方各项准备工作，将照常进行。一旦陆军将作战计划呈送于我（尔维嘉一译注）井经我批准备，一系列指令就会随之签发。” 　　这样看来，格威特将军 1946 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质询所作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解释说：“我不是??第一个为进攻苏联而作准备工作的人。当我在陆军总参谋部从见证人保卢斯那里得知??陆军总参谋部正在制定进攻苏联的方案，我大吃一惊。”我们暂且不谈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格威特在供词的其他段落所谈到的他的主要任务，即将尔维嘉的决断，通过他的“总参谋部的工作??以国防军整个机构所需要的军事形式体现出来”①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国防军统帅部的结构，在战争达到白热化时，也不能适应国防军指挥的最低实际需要。　　尔维嘉的介入　　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假设，即统帅部集这一时期的经验，应自觉地拒绝任何为东方战局制定作战基础的上作。然而，事态的发展从根本上驳倒了这一假设。首先，当陆军首脑于 12 月 5 日向尔维嘉报告其研究结果时，尔维嘉毫无保留地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尽管他作了一些评述。遵照他的“据此计划，准备工作全面铺开”的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格威特委托国防处，按惯例在与陆、海，空三军作战处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将陆军的“思想” 以统帅部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时，格威特还强调说：“元首??已决心实施东方作战行动??因为陆军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苏俄表明??凡是德国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达” 在国防处长在巴黎期间，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草案”必须进行补充。 12 月 16 日，斯里那威向格威特呈递了第二份草案，同时强调指出“在制定过程中，国防处对处在两线作战的形势，以及对有待解决的燃料消耗量的问题，作出了判断”。　　尔维嘉的思想集中在作战开始和实施的方式方法上。因此，当格威特将军于 12 月 17 日提交指令草案时，尔维嘉命令，计划要作“重大变动”。此前，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整个东方战局的胜利希望在于，将进攻重点放在莫斯科方向。因为据估计，敌人“主力”可能在此方向上，只有把重点放在此，才有可能将敌主力一举歼灭。而现在尔维嘉却要求，中央集团军群在击溃白俄罗斯的苏军后，其大部分快速部队要挥师北上，“与北方集团军群??协同，歼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内的敌人”，待夺占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后，才向莫斯科挺进。促使尔维嘉下此决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其是尔后，他经常是放弃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战行动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歼火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标。一个月后尔维嘉又再次提出“迅速切断波罗的海地域的联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他的本怠在于保障这一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输畅通无阻；保障与芬兰的最短的联系距离。　　东方战局的作战基础，是陆军总参谋部经数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干的首脑们的多方论证的结晶，然而却被尔维嘉如此大笔挥，被另一方案所取代，因此，认为国防处的研究方案参与此事的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参谋部的习惯.此项研究工作应事先交付陆军作战处承担。因此，另一种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即国防处在 1941 年夏季需要对两种对立意见作出决断时，两次利用书面的形势判断，有力地支持了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同时，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尔维嘉在下此决断时，受到了格威特将军的影响。一切迹象证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格威特与在制定西线作战计划时相反，没有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重新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他自己却要亲自对指令的基本要点重新进行修订——他认为这里与其职责相协调的——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 “奥托”和“弗里茨”改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巴巴罗萨”①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而拼凑起来的这份文件，终于经尔维嘉签字，使德国国防军踏上了开向东方的艰难历程。　　陆军总司令部如同格威特将军——在这里，他又完全沦为尔维嘉工作班子的领导——一样，除了对他们苦心制定的计划作如此重大改动深感震惊之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有人队为，在东方战局的进程中，尔维嘉会被迫重新接受陆军总司令部原来制定的计划，这种把回避现实当成是解决问题的逻　　辑推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巴巴罗萨”指令下达后，在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中，陆军总司令部仍起着主导作用。陆军这一优先权是在三次大型会商会上提出的——头两次在贝希特斯加登，最后一次在柏林举行。在 1 月至 3 月中旬举行的这三次会上，尔维嘉向陆军头目们提出了他关于军队展开和近期作战目标的决断。　　在这种情况下，格威特将军凭着他的性格和素质。只能如同每天在希特勒“侍从”的小圈子里举行一般的形势报告一样，来充当尔维嘉的常务顾问。在这种场合，尽管他可以谈论东方战局的有关情况，也可以亲手去完成希特勒的某种特殊愿望；但他的参谋部从未能承担过纯粹的准备工作。按照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长时间地远离国防处，他越是一筹莫展，只得自己依靠自己。同时他似乎也认识到，他所应得的权威，基本来自于与尔维嘉的亲密关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职位，对于他代表的事业他已完全荒废了。　　驻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 1 月到 2 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接触一点即将开始的、成为整个国防军头等大事的俄国战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级参谋部内，已分为东部战场和其他战场，这为后来的作战造成大量灾祸；另一方面在这殷时间里，参谋部与它的参谋长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格威特将军一向从简短的通告或从某位副官草率的记录中所能获取的信息不足以证实 1 月 19 日，国防处长几个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时，向他的上司询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元首是否仍坚持实施‘巴巴罗萨，行动”。格威特对这个三番五次提出的问题十分不满。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对这次作战的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而且还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如同一个猪尿泡，只需一戳就会把它捅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尔维嘉 1 月 9 日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尔维嘉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过：“俄国军队虽然象一尊无头的泥塑像，但它将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现在还不能低估俄国人。因此，德国的进攻必须以最强的手段实施”。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并不同意“上层”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象往常一样，尽力去完成东方战局赋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任务；另一方面，尽可能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些活动与真正的国防军指挥任务还相差甚远，只能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譬如，在一次在陆军总参谋部进行的会高中，讨论的是如何尽力满足东方战局对长车、轮胎、备件和发动机燃料的大量需求——国防处长曾带指挥参谋部负责组织和前迭任务的军官、当时的明希上校和冯·蒂佩尔斯基尔希上校参加了这一会议。汇总陆、海、空三军总令部的命令、地图和其他资料，并拟制“大事年表”，以供希特勒按时发号施令用，也是他们的任务。按照一个真正的国防军指挥标准来说，如果说国防处在那几个月里，在与俄国战局有关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绩，那就是为适应新的形势，为继续实施对英作战和维护西欧占领区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任务，即利用情报机构的一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对俄的展开行动??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以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实施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从 3 月起，东方战局对于德国大本营的各个分部来说已日益变成最重要的工作。3 月中旬，当部队的展开行动全面铺开时，尔维嘉再次介人了陆军　　的基本作战计划。他断然命令，放弃南翼（第 12 集团军）由摩乐多瓦出击的计划。第聂伯河这个巨大障碍，最好从后方打开缺口，从而使卢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第 6 集团军）得到其快速部队的加强。这里不太清楚，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在每日的形势报告会上，通过通常对最高司令的这种“灵感”进行一番解释而参与了尔维嘉的这惭的专横独断。但值得一提的是，尔维嘉在一次与陆军首脑以及陪同军官总参谋部豪辛格上校，进行的长达 5 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根据一切迹象表明，陆军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陆军总参谋长却在他的日记里，对希特勒这次发表的以及其他日渐动摇东方作战计划基本框架的意见，发了不少牢骚。看一看南方集团军群在战局的头几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就足以对这位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统帅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充分估价。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涉及国防军最高层指挥体制的决定值得一提。这项决定不应归咎于尔维嘉，而应归咎于陆军总司令自己。格威特认为，陆军总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战局之外，布劳希奇元帅可能出于气愤，于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兰向白俄罗斯地区开进的计划“全部听任统帅部安排”。　　这样，当时在芬兰就出现了第二个“统帅部战场”。但是同挪威战局相反，在这里陆军本来一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体现出某些特性。然而，陆军总司令对在一个纯粹陆地战场上的大量陆军部队所拥有的职责和控制权，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国防军统帅部，即让给尔维嘉。由于在东方战局开始前芬兰军队总司令曼纳　　海姆元帅拒绝了德国统帅部关于担任芬兰境内全部对苏作战部队——包括德军——总指挥的请求，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国防处分别接管了陆军总参谋长和作战处在芬兰此部的任务，就狭义的作战意义而言，这两个职位都是陆军理应和有条件担负的，根本谈不上别人接管。除作战外，其他一切任务，如部队征召、补充、前送和补给象在挪威一样，仍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　　人们若想寻求这一特殊的指挥上的调整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无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陆军首脑是一个强大的人物，他会重新夺回对挪威陆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不会走相反的路①。　　盟友　　对俄国的进攻，由于巴尔干战局从 5 月中旬推迟到 6 月 22 日，因此，在进攻俄国前夕，与结盟和友好国家接触，并与德同一起共同进行这场东方战局，再次成了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特殊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参谋部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尔维嘉挑选的对象只是一些能为德军展开提供方便的俄国的近邻，或者要与苏俄清算旧帐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排在第二线的国家也许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码也能为德国提供间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兰输送德国部队，因此也旱被列为考虑之列了。尔维嘉指出，对主要盟国意大利，必须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观点。任与其他各盟国接触的　　时机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为一方面，东方战局带有突然性和先发制人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是尔维嘉领导军事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原则①。　　芬兰尽管不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但两国有“战斗情谊”的关系，是德国特别信赖的国家。6 月初，两国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总参谋部会商”。鉴于在芬兰的特殊指挥关系，这次会商仟务主要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承担。在会上，格威特将军再次以转移方向为开场白，大谈其已经赢得战争，现在必须结束战争云云。接着，要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与芬兰代表就未来双方在拉多加湖一线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尔维嘉亲自同罗马尼亚国家元着安东内斯库元帅举行了会谈。对其他国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驻老资格的军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级军官，这种军官后来通常被称为“驻盟国国防军大本营的德国将军”。但是，这决不会自然形成喇：在山双方或多方组成的固定的参谋部领导下的协同作战的局面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盟友谈判的内容，一般只局限于国防军统帅部指令里所提到的战争问题，即陆军总参谋部由其展开计划和作战计划派生出来的以及经尔维嘉同意的思想和建议。更大的战略问题——虽然也属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务范畴——如鉴于意大利的软弱，考虑与日本达成一项日本在远东进攻苏俄的协议，就需要在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条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当时，双方都尚未考虑这种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林进行长时间逗留后，1941 年 4 月中旬回国时，途经莫斯科，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立条约，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方面没有料到其盟国会走这一步棋。德国认为，日本是想通过此举免去后顾之忧，以利放手打击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德国只能以符合其战胜英国这个最终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慰。因此，当德国的东方战局揭开序幕时，得到日本的直接帮助微乎其微。直到 1941 年秋季，由于苏俄的崩溃即在眼前两国才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赖的关系。当时，德国大个营的人们甚至针对日本的所谓倡议，趾高气扬地说： “我们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们暂且不管站在关键军事职位上——不仅限于国防军统帅部——的人，在关于未来对俄作战的快速进程问题上与尔维嘉的观点是否一致，这里再一次说明，仅仅被视为尔维嘉军事工作班子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作战指挥的基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与尔维嘉相悖的观点。因此，统帅部包括海军总司令部在那时期的全部言论，都是关于这些盟友支持德国即将到来的对　　英战争、以及必要时的对美战争。1941 年 3 月 5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 24 号指令，在海军一份备忘录和此后国防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基本方针。它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巴巴罗萨行动不允许对日本有丝毫暗示。” 最后的指挥措施　　国防处在格威特的领导下，在对俄战局的最后准备阶段，除完成所受领的指挥领域的任务外，还负责汇总陆、海、空三军每日上报的侦察情报，以及向陆军总司令部传达尔维嘉对展开和最初进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复变动；在涉及国防军统帅部芬兰战场”的问题上，则与挪成集团军司令部联系，尔维嘉的一切言词，都来源于他个人的孜孜不倦的脑力劳动，而且不但被他的亲信——首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且被有关的军种总司令部作为命令，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最突出的事例是 1941 年 7 月 14 日在柏林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大型会商会”。在这次会上，尔维嘉打破一切惯例，向到会的集团军群、集团军、装甲集群司令；海、空军与此相当的将领；以及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及其最亲密同僚了解关于任务和企图的全部细节。出于伪装的缘故，这一大批高级军官在尔维嘉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过新、老总理府的各条人口，并按不同时间准时到会。报告按各条战线，分组举行。被点名的成员。按指定时间，到老总理府的议会大厅集合。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希特勒无拘束的欢迎。14 时，会商结束。在共进午餐的宴度上，尔维嘉发表了一次“包罗万象的政治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说明进攻俄闺的理由，并反复解释说，俄国的覆灭将促使英国放弃战争。从外表上看在与会者中，信任的气氛占绝对优势。　　“大事年表”对指挥参谋部的准备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鉴于作战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以及在东线、西线、北线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赖性，“大事年表”按照料各军种的愿望，将大量的困难问题汇编起来。由于巴尔干战局，推迟了进攻时间，因此需在 5 月份拟制第二份“大事年表”。此外，还需要与卡纳里斯情报局的有关部安排好边界和消息封锁问题，以保证突然袭击的达成。但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载贵重的战时经济物资的俄国列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直至进攻发起前的最后几分钟①。　　国防处终于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将俄军在近几个月内侵犯德国边界和领空以及类似事件归纳整理出来。这种文件要根据其内容在国际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级别签字上报。不太严重的事件由国防处长签字，中等严重的事件由格威特将军签字，重大、严重事件则由统帅部参谋长签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 6 月 19 日，外交部驻统帅部联络官通知国防处长时说的：“对于国防军统帅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关于俄闰侵犯边界的报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长发出最后警告，意在表明德国对俄国军队展开所造成的威胁不能再继续犹豫不决了。” 　　据回忆当时要求拟制的这一报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并有大量数据的文件②。说到这里，似乎通过前文讲述的事实，已经揭示了“非正义战争”的实质。然而，“非正义战争”这个词汇对于当时每个军官来说都还前所未闻！后来，从边境会战中俘虏的大量苏俄战俘口中，以及从苏俄在边界附近新建大量机场一事中得知，俄国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远远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德国战争的“非正义”性。最后，只能到它自己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中去寻找答案。　　 “罪恶的命令” 　　对于尔维嘉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罪恶”命令，国防军指挥参谋和国防处肯定有过密切接触。详细地描述一下事情经过，以及此项命令在德国大本营里的产生过程，比仅仅依靠纽伦堡判决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况且对于一个参与者的见证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在我们一件一件地列举一些文件和其他资料之前，首先回忆一下两个情况：　　1、居于国家最高位置上的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德国人民几乎一致的拥戴他的“十字军东征思想”①，至少也不亚于他后来的几个敌对国。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开的异议都行不通，只能暗地里秘密地阻挠他的企图的实现；　　2、军官们习惯干将服从、法制和荣誉，以普鲁士德国国家历史上的典范，作为他们的自然观念，但由于他们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现实与义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看到尔维嘉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促使他们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起来反抗。因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所发出的命令，与他们军人的伦理极不吻合。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尤其需要说明和加以考虑：在入侵俄国一事上，陆军总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够更多地坚持履行所谓“执行权”；至少在“作战地域”和所属的“后方地域”。除了陆军总司令和由他授权的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脱离陆军而独自下达任务。但陆军总司令却在尔维嘉的压力下，不得不与本不属国防军的“保安局”和警察特种部队达成必要的协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特别行动队”①的本来任务是什么。　　人们可以今大的观点，去看待 1941 年 3 月 3 日格威特将军对他交付给国防处拟制的“第 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在特别地区的方针”草案的批语。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称，此草案已经格威特亲自加工修改，并已呈送元首过目”，接着他将尔维嘉对“最后文本”所提出的“方针”归纳如下：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局，不仅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在幅员辽阔的地域里，只击败敌人的国防军还不足以结束战争。必须解散整个地区的国家体制，建立它们自己的、可与我们进行和谈的政府。这些政府的组建需要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和制定审慎周到的原则。每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既成事实，社会主义思想，已无法从今天的俄国除掉。它能够成为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的内政基础。作为迄今的人民的“压迫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铲除，流亡国外的那些尚存的资产阶级贵族知识分子，也同样予以铲除。他们将被俄国人民所抛弃，他们终究是仇视德国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当初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避免一个民族的俄国取代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因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国家最终仍将成为仇视德国的国家。　　我们的任务是尽快、以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重建一个依附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该任务十分艰巨，仅靠陆军无法完成。” 继续写道：“根据元首确定的方针，格威特指令必须作如下修改： 1、陆军需要一块作战地域。但其纵深，必须尽可能加以限制：在其后方不应设立军事管制机构，而是向一些根据民族特点而划分的较大地区派遣帝国全权代表，负责在那里迅速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此外，应派遗“国防军司令”作帝国全权代表的助手，仅处理与继续作战有关的纯军事问题，隶属于陆军总司令和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班子里，应设立能处理国防军事务的各种组织机构，（如国防经济、通讯谍报等）警察主力也将由帝国全权代表指挥。　　2、边界封锁只能在作战地区实施。除秘密野战警察外，有无必要在这些地区设立党卫队领袖的机构，须由党卫队领袖酌定。有必要将一切布尔什维克头目和政治委员除掉。对此类问题，军事法庭不须审理，军事法庭只负责审理部队内部事宜。　　3、草案的第 3 部分（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应采纳这一指示，即陆军总司令拥有在必要时对这些国家的问题，向统帅部提出建议的特殊权力，再由统帅部与外交部取得联系。陆军可向驻这些国家的德国公使提出“直接请求”。此后，“特别地区的方针”由国防处重新修改，1941 年 3 月 13 日经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签字，其全文如下。关于第 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中特别地区的方针 1、作战地区和执行权　　1）在东普鲁士和总督辖区内，国防军内部的、对作战区域指挥权和补给规定，应最迟于作战行动开始前一周年国防军统帅部宣布生效。陆军总司令部应在与空军总司令取得一致意见后，及时提出建议。宣布东普鲁士和总 98 督辖区为陆军作战区域不是有意的。相反陆军总司令有权根据 1939 年 10 月 19 日和 21 日未发布的元首敕令，对实施其军事任务和保证部队安全所有必要的措施作出规定　　陆军总司令可授于其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以同样权利。陆军总司令部的这种规定。优先于其他一切职责规定和地方当局的指示。　　2）一旦作战进程允许，凡在作战中占领的俄国地区，都要按照特别方针，将其国家机构解体，建立自己的政府。由此，特作如下规定：　　a）由于陆军越过帝国和邻国边界向前推进而形成的陆军作战区域，要尽量限制其纵深。陆军，总司令有权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也可授权于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 b）在陆军作战区域里，党卫队领袖为准备实行政治管理，受元首委托，接受由于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的最后斗争而产生的特殊任务。在这些任务范围内，党卫队领袖可自主行事，自己对自己负责。但陆军总司令和受其委托的勤务机构所行使的执行权，不能因此受到触动。党卫队领袖应注意，在执行任务时，不得干扰作战。具体规定，陆军总司令部可直接与党卫队领袖磋商作出。　　c）一旦作战区域达到足够纵深，其后方区域将受到局限。在新占领区的作战区域后方，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管理机构。它的划分，要依据民族条件，以及在北方（波罗地海沿岸）、中央（白俄罗斯）和南方（乌克兰）的集团军群的分界线而定。在这些地区里，由帝国全权代表实施政治管理，他们将从元首那里接受实施方针。　　3）在作战区域后面的政治管理地区，将由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实施全部军事任务，他们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国防军司令官是国防军在有关地区的最高代表，行使军事主权，他负有地方司令的任务，行使集团军司令或军长的权限。他的主要任务是： a）与帝国全权代表紧密配合，支持他履行其政治任务。 b）利用和保护该国的经济财富为德国的经济服务。 c）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利用该国条件，为部队提供补给。　　d）保障整个地区的军事安全，尤其是要保障机场运输公路和补给设施免遭暴乱、破坏分子和敌伞乓部队的袭击。 e）整顿交通秩序。 f）负责为在其管理区逗留的国防军、警察、各种组织和战俘安排住宿。对于地方机关，国防军司令有权采取为完成军事任务所必要的措施。在这一地区内，任何人包括帝国全权代表都要服从于他所作出的决定。有关乓力分配的勤务条例、编成命令和指令，以后将加以区分。在不干扰作战的情况下，一旦军事态势允许指挥关系的转换，国防军司令便可受命行使指挥权。　　4）对作战区域和政治管理区域里的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元首己委托帝国元帅担负。帝国元帅将这一任务交付经济、军备局长完成。有关该方面的特别方针，将由国防军统帅部经济、军备局颁发。　　5）警察力量由帝国全权代表领导。在作战区域内，若要求转隶警察力量，陆军总司令部应提前向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提出请求。 6）部队对居民的态度和国防军军事法庭的任务将分别作出规定。并下达命令。 Ⅱ、人员物贡和消息的交往　　7）作战开始前，为控制与俄国的人员。物资和消息交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已由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布了特别方针。　　8）随着作战的开始，陆军总司令应对德、苏边界，以及尔后的作战区域的后方边界，实施封锁，禁止任何非军事人员，非军事物资和消息的交往，党卫队领袖按照元首指示安排的警察组织除外。这些组织的食宿由陆军总司令部总军需长负责安排.他也可在党卫队领袖处设置联络官。　　边界封锁也适用于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和特派员。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将对此向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作相应通告。边境封锁的例外情况。由陆军总司令及其委托的机构决定。　　除对党卫队领袖的警察组织所作的必要的特殊安排外，入境许可的审批权完全由陆军总司令掌握。 Ⅲ、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　　9）与这些国家达成的必要协议，是根据国防军三军总司令部的动议，由统帅部和外交部一起经办的。在作战进程中表明，国防军统帅部有必要提出特殊的权力。 10）为直接保护部队所采取的警方措施，可不依据授予的特殊权力而实施。其他规定待以后作出。 11）对这些国家的下述领域的特殊规定以后作出：给养和饲料的筹措宿营地和器材、货物的采购和寄发，货币的筹措和支付规定，薪金，索赔权。邮电业。交通业。审判权。　　国防军三军和统帅部机关，关于在上述领域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愿望，应于 1941 年 3 月 27 日前报告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国防处。 Ⅳ、对瑞典的方针政策　　12）由于瑞典只能作为开进经过区，因此德军部队司令在这一地区没有特殊权限。只有保障铁路运输免遭破环和攻击的权力和义务。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签字）利威尔 1941 年 3 月 13 日　　关于“特别任务”的规定[（I.2）b）]，仅从内容上就可以肯定地看出，尔维嘉在第三稿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他将任务委托给党卫队领袖，只有他能有权充任“德国警察头目”，有权独立自主行事。对于当时的情况知之甚少的人来说，似乎有必要指出下列几点由此而带来的结果：　　1、按 3 月 3 日“方针”才需进行审查的问题，即党卫队领袖是否在陆军作战区域内活动的问题，在此期间已成为既成事实，而没有就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进行合作作出任何决定。　　2、“特别任务”的形式和范围都没有详加阐述。只是就政治警察的使用，作了较多的解释。这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处在前线的国防军如同国内的国防军一样几乎无所事事。另一方面，鉴于俄国境内的情况，增加警察力量以保障战线背后的安全，也是必要的。　　3、从该命令最后的签发顺序上，也不能说明党卫队领袖与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已作出了具体安排。而更多的是让两者就允许党卫队领袖的机关在陆军作战区域内自由活动，以及设立营地，进行补给等，达成必要的协议。　　国防处对这一“方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侵犯了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的主权，将给陆军总司令部带来新的困难。然而，出乎预料之外，人们很快接受了尔维嘉的安排。早在 3 月 13 日，总参谋长就记录了“瓦格纳与海德里希关干警察问题的谈话”，并于第二天，在统帅部指令的开头，增加了“巴巴罗萨的特别安排”的话，却没有加任何注释，几天以后，在上文提到的那次形势讨论会结束时，尔维嘉对陆军总司令及陆军总参谋部军官们就他对东线“后方地域”的意图发表了一次粗狂的讲话，面对陆军将领们来说，却加强了他们以一切可能限制党卫队领袖及其机关活动的意志。在作战区域的特殊条件下，陆军总司令部及其前线指挥官的这种可能性是大量的，比如封锁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权利。　　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一贯赞成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拥有绝对指挥权的瓦格纳将军，与海德希希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谈话。而海德里希肯定对此早有考虑，对“特别任务”的真正性质没有透露半句。此后拟制的、经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审阅的命令草稿，即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也不会使人提出疑义。其全文如下：秘密 1941 年 3 月 26 日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在部队之外实施特别安全警务任务，需要在作战区域内增设保安警察特遗队。征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的同意，在作战区域里，对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作如下安排： 1、任务 a）在集团军后方地域：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　　在由于增派特遗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不予以增设。 b）陆军后方地区：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势。　　1937 年 1 月 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 2、特遗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保安警察特遗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遗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 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　　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 1 月 1 日的协议有效。代理人签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不久，便按照尔维嘉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　　早在 1941 年 3 月 30 日举行的约 200—250 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尔维嘉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尔维嘉的本意，同 1939 年 8 月 22 日波兰战局和 11 月 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动员”一样，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由于无法改变的“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尔维嘉从后门　　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在这次讲话中，尔维嘉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已罗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尔维嘉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尔维嘉早在 3 月 3 日所提出的要求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 “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尔维嘉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判决，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犯罪”等同，特别指出了红军在进犯波兰、巴尔干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时，政治委员和干部所犯下的残无人道的暴行。在这一基础上，他反复强调，试图让他的听众相信，对俄作战绝不能以军人的侠义精神进行，军人情谊的“过时观念”已不适用；这是一种特殊战斗，不仅要打垮红军，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永远从地球上根除。据后来传说，当尔维嘉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尔维嘉的最后几句话他只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 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尔维嘉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威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对人们对尔维嘉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利威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尔维嘉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利威尔还是格威特，都一反常态，对尔维嘉百依百硕，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 5 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 5 月 6 日呈递了一份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 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斯里那威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以及为统一实施 1941 年 3 月 31 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 一段里写道：　　　　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 5 月 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 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 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斯里那威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尔维嘉口头提出的方针，在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对部队下达了命令。斯里那威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长提交报告？①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国防处长斯里那威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利威尔）。斯里那威未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　　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利威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 5 月 9 日将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　　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绝对必要向尔维嘉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尔维嘉就会向前线派遣“保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①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尔维嘉呈递的“第 3 号备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尔维嘉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斯里那威从瓦格纳那里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 5 月 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摘记开头写道：　　“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 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 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　　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　　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斯里那威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利威尔，而是送交格威特。他认为，格威特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尔维嘉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斯里那威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 ①．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　　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了此事。据我回忆，格威特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 13 日）”，以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安排”（注：在审判中，格威特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利威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 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尔维嘉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　　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斯里那威在欣慰之余，还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尔维嘉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尔维嘉或国防军统帅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 “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尔维嘉的命令。在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利威尔和格威特——透露过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斯里那威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在尔维嘉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尔维嘉在制定其东方战争的司法权的方针时，国防处及柏林国防军大本营的其他单位不仅没有参与，格威特也只是偶尔与利威尔的谈话中，施加一点个人影响，甚至连尔维嘉的军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或者在尔维嘉签字时，才了解一二。　　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政治委员命令”只局限在内部小范围内而且据作者所知，后来只有两次涉及到该命令的事。②1941 年 9 月 26 日，东方战局大约已进行了 3 个月，格威特收到一份陆军总司令部 9 月 23 日签署、由米勒将军签字的函件。函件称，前线的经验表明“应重新考虑迄今的对处理政治委员的方法”格威特在函件上批道：“对迄今所下达的关于处置政治委员的命令元首拒绝作任何修改”并将函件退回。后来，在 1942 年 5 月 6 日，即陆军总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军统帅部战争史处的勤务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促使被围俄军的倒戈和投降，无道命令，凡投诚的俄军指挥员、政治委员、党代表，可首先保全他们的生命。” 　　由于尔维嘉作了这样的解释，“政治委员命令”从形式上也等于被废弃了。在东方战局开始后的数周里，“政治委员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贯彻，尽管大本营对此没有作过任何报道。但到了 1941 年 12 月初，严重的冬季危机开始之时，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在对俄战局初期，“政治委员命令”到底在德国国防军战斗区域和占领区多小的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而事实是在 1941 年盛夏，在战俘营里却关押着无数各级政治委员。国防处长对此自然一无所知，而尔维嘉却有耳闻，并为此专门下达了“处置苏俄战俘的命令”’。　　根据这一切迹象表明，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地区“筛选” 俘虏营里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以此作为弥补措施，战后，有些人将这个新命令看作“政治委员命令”的组成部分，这是不正确的。新命令的发起人和撰写者是尔维嘉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利威尔。不同的受命者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命令的接受者一个是前线指挥部，另一个是国防军战俘机关。新的命令对刽子手希姆莱来说，是大开杀戒的上方宝剑；而对前线指挥部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事。他们知道，非法处置战俘营里政治委员的消息，很快就会被敌方知道。它只能迫使俄军政治委员们及其部队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因此，到 1942 年 6 月对战俘营所下达的命令、尽管未被废弃，也基本未加贯彻。在结束这一充满忧郁回忆的一章时，还要说：人们经常从军方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国陆军在进行“正派的战斗”。其言外之意不仅是对东方陆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陆军绝大多数的毫无道现的贬低。暂且不说东线和南线的大量部队进行过换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人，尽管承受了闻所未闻的负担——来自己方“高级领导机构”的和敌方的 ——但是他们仍然懂得维护其传统作风。 2、从战局开始到冬季危机新的战地大本营　　与 1940 年西线不同，在尔维嘉命令大本营自东普鲁士迁移之前，他为能获悉德国陆军 6 月 22 日清晨越过苏俄边界后的结果，一直等了大约 36 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当苏俄宣布当天为第一个动员日时，德国领率机构才分别乘飞机和特别列车踏上东进的道路。其中，国防处原班人马干 14 时 45 份由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出发，于翌日早晨 3 时 45 分到达距拉斯膝堡城东数公里的目的地“格尔利茨林场”。　　参谋部新的第Ⅱ号宿营地设在距一条火车支线车站仅几百公尺的地方。营地后面高架着铁丝网，但从大街向后了望，什么也看不见。宿营地内还有一家简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脚处。在这个客店周围建造了几所木制简陋房屋。大部分工作室就设在这些房屋内。这些房屋的规格、窗户的数量以及内部设施，都是以柏林的各个部为标准建造的。更使人吃惊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设施，它象一列长长的卧车室，一个门挨着一个门，这里是军官们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国防处长在这里有两间卧室，水泥墙壁上镶着淡雅的木板，洗漱室和浴室铺设着瓷砖，有制式衣橱，取暖设备、电气装置等等，应有尽有，这一切与“战地”大本营几乎有些不相称。几天之后，国防处长第个脱离这坐地下墓穴，搬到车站附近的列车上，后又迁移到老式客店里。不久，国防处的其他成员也搬到工棚里。　　在第Ⅱ号宿营地里，除了参谋部的战地队外，还有陆军的所谓“元首卫队营”，负责警戒，卫队营指挥宫还兼营地卫戍官。人们相互间很少见面，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营区域里，总还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无需丝毫戒备。　　在大街的另一边，向东不到 1 公里处，是大本营第 1 号宿营地。在这里住着尔维嘉和他的“国家、党和国防军”的来信。军队方面，除尔维嘉的副官外，只有利威尔、格威特，以及新增加的“编史官”、总参谋部中校舍尔夫。在这里，也有几所木制房间作为会议室和“饭厅”。而作为卧室和工作室的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掩体，每个掩体都有两个和更多的小房间。在最北角，是尔维嘉的掩体，因为尔维嘉怕见阳光，窗户依旧朝北。这个被希特勒称之为“狼穴”的地方，时至今日仍被波兰列为名胜古迹，供游人参观。　　陆军总司令部设在安格尔堡周围的森林里，乘车 1 个小时可到达大本营。空军总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营附近。然而，国防处长在 3 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去过空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他却与陆军总司令部——在勤务之内和勤务之外问题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作者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说明两者的差别：当陆军总司令部首脑前往“狼穴”时，只乘坐一辆旧式灰色小型列车，这种车辆只适合在“郊区路轨”上行驶；而戈林前往大本营时，最低要乘坐由 3.4 节大型现代化车厢组成的豪华列车，行驶在仅 100 多米的单线铁轨上，车上设备舒适华丽，配有身着白色服装的服务人员。海军总司令留在柏林，在头几个月里，仅派一名海军上将作为其常驻代表，住在 1 号宿营地里。虽然“狼穴”设在前线附近，可是处在这穷乡僻壤中，却几乎没有当初西线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应有的感觉。甚至在第一次乘车“向前”开进时，在辽阔的区域里，也常见到一些散兵游勇。但不久，国防处长便无法前进，只得换乘一架旅行飞机，以便在仅有的数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与部队取得联系。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先头　　部队，越是快速向东方推进，拉斯滕堡的森林里越是显得寂寞。由于离前线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而且中间无处休息，所以飞往前线的可能性已变得绝无仅有，何况格威特也自然不会批准。为能摆脱钢筋混凝土和简易住房的窒息空气，作者曾好几次与当时的参谋部副官、有名的赛马能手莫姆上校，在晨雾朦胧的黎明，骑马驰骋在原野上，以享受几分近似战争的气味。有时，也利用下午的时间，漫步在东普鲁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养生息。　　在大本营驻地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大的上作都是在这种消遣之中完成的。按常规，国防处战地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陆，海、空三军由发自东线、西线、北非、巴尔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区，以及“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详尽报告，经过整理，由绘图员将新情况标在“态势图”上，通过信使转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外，要举行形势讨论会，有时傍晚在大本营 I 号宿营地举行。除了格威特照例参加外，还增加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国防处长的另一项例行任务是，每天晚上听取战时日志记录员对当天最重要事件的报告，还常常就有关企图和展望坦率地交换意见。　　国防处陆军组经国防处长赞成，在每日早晨的报告里，附加了一份对形势所谓“短评”这是当时国防处的创新。这种短评有双重目的。第一，想在每日中午格威特和尔维嘉举行形势讨论会之前，将陆军的观点和企图向约德尔作进一步解释；第二，想最终在自己的国防处里与格威特达成一种类似于参谋部那样的合作关系。然而，这一尝试由于两个原因而失利。几周后，约德尔对斯里那威说，他可以不要对形势的判断，但是他最关心的是，“态势图”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种不亚干侮辱的谦虚再次揭示了仅以尔维嘉和约德尔为代表的“最高指挥”，在广阔的东方的战场上的权欲。结果，在参谋部内国防处长常常接连几天没有机会向格威特作口头汇报，连他的面都见不到，更谈不到与他有勤务之外的聚会。长时间以来，第Ⅱ号宿营地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几乎从未涉足的“禁猎区”。　　国防处份外的、主要由留守柏林的工作组所担负的工作，诸如组织、国防军后备人员问题、装备问题、与政府最高当局的协作问题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日俱增。每天中午有一架飞机，每天夜里有一列快车来往于拉斯膝堡和帝国首都之间，负责函件的传递。国防军统帅部主要局、处——如负责谍报、装备、宣传的局处——的联络官们，也利用同样途径，与国内机构保持联系。当这些局长、处长们没有机会亲临“狼穴”时①，常派代表到国防处，以便使其行动能同最高统帅的观点相吻合。由于格威特对此类事情不感任问兴趣，因此这一长时间发展而成的特殊勤务，则由国防处直接转交给统帅部参谋长承担。除了这些日常事务外，其他一切事情，均由尔维嘉亲自过问和作出决断。　　国防处除担负每天与各军事指挥部门进行情报联络等繁重任务外，还要满足与大本营有联系的党、政当局和斩间部门的需要。这再次使当时的目击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最高指挥机构的战地大本营能否避免产生如此多的弊端？据当时观察，柏林和拉斯膝堡之间的来往信使络绎不绝，愈来愈多的军官、党政人员来往奔波，使大本营的职能，随着俄国战局的延续，日益偏离其正轨，对这个问题唯一能作出回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主要战线激战正酣、德国许多城市陷入空袭的火海之中时，尔维嘉却置身于东普鲁士这个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内。　　　　回过头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说，“战地大本营”在这种状况下，不仅已失去它个身的意义，而且还会起到有害的、延长战争进程的作用。一心想把德国政治、军事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并已占领欧洲大部分领十的尔维嘉，本应最迟在 1941 年 12 月冬季危机到来之前，效仿其他参战国，将其大本营安置在首都或芮都近郊，按理说，尔维嘉应将每一个师的兵力都投入东方前线，以扭转整个形势。如果他和他的高参们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还为时不晚。然而，尔维嘉却在 3 年的时间里不断建造他的“狼穴”，延伸铁丝网，加宽布雷区，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象旧式的战列巡洋舰一样矗立在地面，使整个地区成了一个“要塞”。在此期间，尔维嘉或长或短短留的“山间别墅”，再次进行扩建，延长了地下通道，扩展了地下房间。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在法国的苏瓦松，在劳海姆一吉森地域的齐根贝格庄园周围，以及在布雷斯劳，尔维嘉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大本营。除文尼察一处外，其他地区的大本营只使用了极短时间，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启用。1945 年 1 月，尔维嘉终于将柏林作为他的固定办公处，然而实施真正的、理智的指挥的可能性。早已不复存在了。　　局势变化时期的领率机构　　自从尔维嘉宣布利用“征服”苏俄这种迂回手段迫使英国媾和的设想之后，德国大本营在东普鲁士开设已 1 年之久。尔维嘉在 1940 年 7 月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寄予俄国的希望破灭，美国也将失去作用。”出自这一考虑制定了“巴巴罗萨的准备工作”文件，并成了德国领率机构 1941 年夏季全部政治和战略工作内容。德国大本营及其军事班子所担负这些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任务，也只能逐个去完成。东方战局每大的进程成了希特勒以及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良的头等大事。然而，尔维嘉和格威特并不满足于以战略指导思想监督战事的进程以及必要时以新的方针施加影响，而是在东方战局仅开始数周，就习惯地涉足于陆军的职责范围。史有甚者，不久，他还提出了在俄国实施“寸上必争”的战略思想，把大本营的指挥活动带人罪恶的深渊。走入这一歧途的最重要原因，在对俄战局中暴露得比以前更加明显，这就是尔维嘉的满腹狐疑，对权威的无限欲望，缺乏后大的统帅气质，特别是他不具备将他内政治、经济、权威混合而成的思想愿望服从于军事基础理论的能力。住在 I 号宿营地里的他的亲信们，以及对他的行动的正确和预见性的信赖，更使他变本加厉地以装腔作势的军事行家的姿态专横跋扈，独断令行。因为在挪威和芬兰北部的指挥中，是在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情况下，完全按他个人的意愿，由他一手实施的。在“国防军统帅部的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务愈来愈繁重，但由于其体制的原因，单靠它自己已无力承担，而且日益脱离其国防军主管机构的职能。本应由陆军总司令部解决的问题，却堆积如山地摆在一无所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面前。既使这些干扰也未能阻止尔维嘉继续走他自己的路。 ——第一阶段　　1941 年德国东方战局的第一阶段、可以算到 7 月上旬为止，约二三周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两大指挥机构，很少有过协调一致的时候。在边界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迅速夺占大片领土——至少在中部和北部——甚至使那些顽固的怀疑者，产生了与陆军总参谋长相同的思想和希望。哈尔德在 1941 年 7 月 3 日日记里写道：　　“综观全局，现在可以说击溃道格瓦河和第聂伯河前方俄军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我认为一个被俘的俄国军长的供词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在道格瓦河，第聂伯河以东仅投入部分乓力，仅以乓力而论我们无力阻止德国的进攻。不需要多说，我认为，对俄找局在 14 天内便可赢得，当然还不会结束。占领辽阔的地域，以及对付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的顽抗还要占用我们许多周的时间回过头来看，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这则日记，或许会引起人们的惊愕。 1941 年 6 月 25 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的秘密会议上也发表了同样观点的讲话：“仅仅数月之内，或许更早一些，我们就会看到这场可怕的入侵结束，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一点。”这就是说，英国政府首脑不仅认为德国在东方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取胜，而且同尔维嘉一样，认为，德国对俄国的进攻是为了给英国“致命一刀”而采取的间接措施。 1941 年 7 月 4 日尔维嘉甚至对他的亲信说：“实际上，俄国人已失却了这场战争。”接着，他自诩道：一开始我们就击毁了俄国的坦克和飞机。他们无法得到补充”。在尔维嘉与陆军总司令部在对形势判断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尔维嘉在最初的几周里，只是将其对东线的指挥放在陆军总司令部急迫的提出迅速、全面达成儿个大规模“合围”的要求之上，但不久，他又完全象在西线一样，对先头装甲部队的翼侧表示起“担心”。同时，他对空军的行动也采取了同样抑制的态度。而此时正是空军完成了袭击俄国机场和纵深的其他口标的“战役”任务之后，已与陆军总司令部和集团军群司令部协商一致，准备在“战术”任务方面大显身手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及其参谋部对迅速、顺利进展的东方战局，几乎已没有实施指挥的余地；而尔维嘉却象在西线一样，准备将匆忙得出的一些结论付诸于行动。在他与陆军总司令谈话之后，便于 7 月上旬，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下达了关于未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陆军“坦克计划”的详细方针。简而言之，他在此后下达的两个命令中要求，　　除装甲师外，陆军要从数量上作“重大”减员。装甲师和摩托化师，要在 1942 年 5 月 1 日之前，分别增加到 36 个和 18 个，这两种师都包括党卫队部队；海军只需抓装备措施，以便能“直接对英作战，进而对付美国”；而空军却要“大力加强”。　　尔维嘉对俄国战局进程的坚定信念，也同样在补充命令中表现出来。其基本观点是，　　东线必须继续保证充裕的装甲兵力，除留驻在本上的 2 个装甲师外，每一辆坦克的补给都要经尔维嘉的批准；　　“正在立即开始的”陆军新型武器、弹药、装备的生产，应与未来人员的削减相适应；此外，工业的任务也应减少，但这不包括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以及为。个装甲师生产的装备：　　在陆军需要削减的同时，必须按照空军（炸弹和高炮）的需要安排“火药和炸药生产计划”。　　不久即将证明，这些命令从战略角度看，已远远超出了事情的现状，另一方面，它也严重地妨碍了东方战局的进程① ——第二阶段正当国防处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有关部门就尔维嘉关于在继续对英作战中的装备方针，进行口头和书面意见交流，以决定最后落实方式时，在 1 号宿营地的每日形势讨论会上，已经就东方战局的第二阶段展开议论。每次会上的主要发言者是尔维嘉和格威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去年 12 月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即是按尔维嘉一直所希望的，“快速部队大部转向北进”，首先占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扫清波罗的沿海岸国家的障碍；还是按照陆军的计划，集中国防军的全部兵力夺取俄国抵抗力量中心— —莫斯科。正如“巴巴罗萨”指令所指出的那样“两个目标同时夺取”的可能性“只有当俄国??抵抗迅速崩溃?时”才可考虑；会上尽管对形势作了过高估计，但同时夺取两个目标的问题再未提起。相反，却提出了一种过去曾在小范围内讨论过的选择方案，即推进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南部地区已远远落后的战线，同时中部兵力转尔南下。在这种情况下，格威特将军既另出一谋，也不考虑利用他的参谋部，尽管他早在 7 月 4 日就认为，当前的“决定??也许是这次战争小的最重大的决策??”。当他了解到陆军总司令部完全持另一种意见时，这次他不想再承担尔维嘉唯一高参的责任，因此，他一反常态，力求与陆军总司令部取得及时和广泛的联系。在 7 月 5 日的一篇有关评论中谈到，“必须定下下一步作战。特别是装甲部队作战的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此决心对战争至关重要，也许是这次战争中唯一重大决心。因此，格威特将军认为，陆军总司令在决定下一步任务之前，有必要与元首商谈一下他的方案和观点。” 　　在这段时间里，陆军似乎没有找到机会，接受象 1940 年 12 月所希望的通过事态发展而自己得到解决的问题。当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于 1941 年 7 月 30 日向尔维嘉祝贺诞辰之后说，“由于得到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的加强，在步兵主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集结，装备向莫斯科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 ‘北方’之敌可能就全部被清除”。7 月 8 日，到尔维嘉那里参加一次报告会之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曾考虑过部队暂时转向南方。几天后，他时陆军总司令解释说：“我对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中集群急速向北推进的想法并不热心。我主张，霍特——第 3 装甲集群——的大部兵力必须向北?? 古德里安。第 2 装甲集群——必须向南，直插基辅地区??但其前提必须是，霍特和古德里安向东实施突破，从而赢得机动自由。” 　　这样看来，要想调和这两种不同观点，就不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放弃进攻莫斯科的目标，这就使以后越来越僵持的形势更加激化。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在其指挥上再次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即不充分考虑先决条件，就对部队行动不分巨细，下达各种命令。7 月 14 日，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就曾说过：“元首不懂得事情的关联，但总是插一杠子，把人析腾一番，简直受不了。”从 7 月中旬开始，情形日益严重，导致了尔维嘉与陆军总闭令部之间的意见纷争，甚至使整个大本营都被卷了进去。直到 8 月下旬，尔维嘉以命令手段， ——从外表看——结束了这场争论。　　7 月 19 日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关于东方战局的第一个指令即第 33 号指令，与陆军首脑几天前向尔维嘉口头提出的建议有几分相符。但在部队再次实施机动之前，国防军最高司令尔维嘉没有再次与陆军总司令部进一步磋商，只是在 7 月 23 日发布了“第 33 号指令的补充指示”。该文件指出，不仅基辅，而且还有哈尔科夫、顿河、高加索以及克里木，都成了南方所应夺占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群必须在短期内完成预定任务，尔后由陆军总司令部将其“主力部队??其中包括第 3 装甲集群??调回国内”！同样，空军在结束斯摩棱斯克战斗后，将其若干俯冲机机群调往芬兰，以减轻北缘迪特尔军的压力。“应通过这一行动，消除可能对英国的刺激，避免其介入北极沿岸的战斗”。尽管格威特对这个分散兵力的计划也有抵触，并站到了陆军一边，但陆军此后所提出的口头设想仍未能实现。哈尔德写道： “他——尔维嘉——只想确立自己的目标，而不考虑敌人的情况和别人的异义”。“冯·博克将要交出他的装甲集群，仅率步兵进攻莫斯科。然而，博克的兴趣并不在莫斯科，而在斯大林格勒，”当陆军总司令布芳希奇从前线视察返回后，在电话里告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威尔，执行尔维嘉指令的 “条件尚未成熟”①他满以为，这样便可改变尔维嘉的决心。然而如同哈尔德的异议一样，依然徒劳无益。　　　　直到苏俄红军几乎在全线加强抵抗，德军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急需补充之时，尔维嘉才作出让步。但这一次尔维嘉没有与陆军首脑“就错过的合围时机进行冗长的、时而激烈的辩论”。但是，尔维嘉却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他说：”俄国人似乎没有被我们在战役上的战果所摧垮，因为他们还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须运用小型的战术合围，将他们逐个击溃。”哈尔德没有完全否定尔维嘉认以的合理性，但他写道：“我认为这一思想是迄今充满活力的作战的停滞的开始。”甚至他还看到了阵地战的威胁。　　陆军总参谋长“就莫斯科的作用而提出了异议”，也被尔维嘉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被回绝”。格威特作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唯一代表，参与了陆军总司令部的讨论会。单独与尔维嘉进行交谈时，经常表现得软弱退让的约德尔，这次也表示赞同对莫斯科的进攻，他的重要理由是，进攻莫斯科不仅是攻占敌人的首都，更主要的是因为在这条路线上，部署有敌人“唯一的“主力部队。可将其一举歼灭。尔维嘉再次以他的战争经济为理由反对这一论据。他认为迅速“夺取”顿涅茨煤田和工业，以及高加索油田，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次日，他似乎是受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刚刚发来的不利的形势报告，突然决定，放弃在南部广大区域内计划进行的作战行动。　　1941 年 7 月 28 日傍晚，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当着陆军总司令，再次咒骂“目前所决定的作战行动荒谬无稽”，“它将导致兵力分散和对莫斯科进攻的停止不前“。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却在着手将尔维嘉的观点变为一份新的指令即第 34 号指令。指令在前言部分陈述了“近日态势的发展”之后，认为，鉴于在中央集团军群前方和翼侧出现了敌人强大兵力；补给问题以及第 2.3 装甲集群迫切需要整体 10 天左右等问题??，不得不暂时推迟下一步任务和目标。”按照指令的规定，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局面；中央集团军群应充分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暂时转入防御。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写道：“这一方案，驱散了近几日压在每个有思想的军人心中的可怕梦魇。这些天，由于元首的执拗态度，东线战事即将处于全面停滞境地。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线光明！” 　　按公而论，之所以能取得战胜尔维嘉好大喜功、贪得无厌的结局，应归功于形势，其次是环境。另外，还有一点令人快慰的至今仍留在作者记忆里的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格威特，终于第一次与陆军总司令部站在一条战线上，终于以其自己的直言冲破了尔维嘉观点的束缚。因为再次向莫斯科发起攻势的先决条件，还远远没有具备。　　然而，当尔维嘉在尔后几天访问各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又再次兜售起他的计划和思想来了，从而将一时的平静重新打破——可以肯定，他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企图消除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只不过是受其本性所驱使。 7 月 21 日，尔维嘉在北方集团军群对冯·勒布元帅说，莫斯科只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斯拉夫的民族特性”应作为考虑不久摧垮俄国的新的因素。8 月 4 日，尔维嘉在中央集团军群说；进攻莫斯科，在他的计划中排在第三位。夺取对俄国人来说“生命攸关的地区”比一切都重要。即首先是列宁格勒及波罗的海沿岸及其工业区，其中包括重型坦克生产基地；其次是顿涅茨地区及哈尔科夫——“俄国经济的总基地”——这一地区的失陷，“必将导致敌人全部经济的崩溃”。同时，尔维嘉还矢口否认——也作为对军事情报部门的指责——说，如果他事先更清楚地了解到敌人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他“将难以定下进攻俄国的决心”。8 月 6 日，他又对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　　施泰特元帅表露了同样的思想。而在此其间，陆军总司令利用两次巡视前线的间隔时间到大本营拜访时得到的却是尔维嘉赞同进攻莫斯科的印象！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汇总各方面信息之后，认为应继续扩展已经取得的协调的关系，遂于 8 月 7 日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邮参谋长格威特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长谈。谈话是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即“我们是击溃敌人还是想获取经济目标”。对此，格威特说，“元首大概认为两者兼顾是可能的”。哈尔德接着说，需要使用到莫斯科上的力量绝不能分到列宁格勒上。“是莫斯科还是乌克兰的问题，或者说莫斯科与乌克兰问题，必须给予答复”。因为“??不如此，敌人的兵源在秋季之前是不会枯竭的”。南方集团军群不仅无需增加兵力，反而就集中全部兵力于“为大范围的、关键目标的作战” ——这主要是指莫斯科。哈尔德离开格威特时确信，此次谈话必将坚定约德尔支持陆军观点的信念。　　哈尔德的这些意见为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谈话的第一个成果是， 8 月 10 日，格威特向尔维嘉呈送了一份在国防处与陆军作战处取得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并由国防处起草的形势判断。这份附有地图和力量对比的文件，在一开始指出，中央集团军群前方之敌是一个强大兵力集团，歼灭该敌，接着占领莫斯科，是最重要的目的。从中央实施的、越过友邻集团军群的这一诱人的作战行动应当取消，或是待以后实施。以“步兵集团军”为中路，装甲集群配置于两翼，对莫斯科的进攻可望于 8 月底开始。　　这份报告促使尔维嘉制定了“第 34 号指令的补充指令”，并于 8 月 12 日下发对莫斯科的进攻终于在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本应在“完全消除两翼威胁”以及对列宁格勒的作战得到全面保障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而目前仅限于包围。“补充指令”指出，中央集团军群的“目标必须是”“在冬季之前从敌人手里夺取莫斯科这个国家、军备和交通中心”——而以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并阻止敌军重整旗鼓以及重建国家机构”’。按照这一指令，南方集团军群在取得乌曼胜利之后，如有可能，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下一步目标——克里木、顿涅茨地区，甚至巴统。　　几天后，当北方集团军群局部受挫时，尽管哈尔德和该集团军群司令部认为无关紧要，但仍使“最高领导机构坐卧不安”，并由此导致尔维嘉再次直接干预。他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缺少后备力量的情况下，立即调中央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增援北方，阻止敌人对旧鲁萨的突破。此次行动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样，同样缺少“先决条件”。冯·博克元帅认为，尔维嘉的命令是“不现实的苛术”。因为将要增援北方的这几个装甲师，部分由于坦克零件散落，根本无法开动；另一部分由于担负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御任务，无法分身。于是，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便积极在他的总司令身上活动，而布劳希奇已懒于争吵，也不想“抢先作出重要决断”，最后，只答应以“与约德尔一商”而了事。　　鉴于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的犹豫不决，以豪辛格为首的陆军作战处，在未让哈尔德知晓的情况下，以异乎寻常的手段，提交了一份关于下一步作战的“备忘录”；同时，即 8 月 18 日，以斯里那威为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向格威特递送了一份对新形势的判断报告。在这两份文件里，总参谋部内的中年军官们，竭力从东线态势和德国整个形势中寻找一切论据，再次力主将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并证明，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群所担负的任务已　　经够繁重的了。格威特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采用他的参谋部的建议，作者已回忆不起来了。陆军总司令向尔维嘉转呈了他的作战处的“备忘录”，并派其起草者到 “狼穴”向格威特当面陈述。在 8 月 20 日的谈话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和大本营“气氛”的转机。格威特除谈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反对的和赞成的客观理由之外，还说：　　“此外，他——尔维嘉——本能地担心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提起莫斯科他总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担心在那里与布尔什维克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豪辛格接着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选择了这一方向。我们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格威特继续说：“您说得是。但我想告诉您，元首是这样回答的：眼下有一个很好的歼灭俄国有生力量的机会。这个强大集群正位于基辅东面”?? 　　豪辛格还指出，冬天将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南部稍迟，他请求格威特支持他的“备忘录”。格威特终于作出让步，并说：　　“凡是我能做的，我将尽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须允许我考虑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简单地将其弃之一边了之??不能强迫他违背他内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人们不能否定这一点！”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后写道，“很遗憾，并非总是如此！我对敦刻尔克还记忆犹新。我们担心，这次又要错过一个关键时刻。” 　　有迹象表明，陆军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尔维嘉早在同利威尔和约德尔谈话时就加以驳斥了。8 月 21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将军来到安格堡哈尔德的军营里，企图说服哈尔德接受尔维嘉的观点，至少是想缓和对立情绪。在这次谈话中，格威特被哈尔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与豪辛格谈话时一样，承认他无法对陆军的立场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显然，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过去让人们无条件相信“元首天才”时所多次使用过的。哈尔德只是干巴巴地说，对这个理由“在逻辑上提出相反的观点是无济于事的。”①。　　当大傍晚，格威特出于无奈，不得不将尔维嘉新的，也是最后的命令，纳入一份给陆军总司令部的书面指示中。文件开头写道：“陆军于 8 月 18 日提出的关于下一步东线作战的建议，与我的观点不相符”。文件接着重复了尔维嘉的论断：在冬季到来之前必须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南方的克里木，顿涅茨地区的“切断高加索地区的俄国输油线”；在北部，严密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建立联系。另外，提出新的要求是，利用“少有的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刻不容缓地集中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兵力”向基辅地区的苏第 5 集团军发起突击，被陆军总司令部视为进攻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的博克集团军群，应以其所留置的部队继续实施防御，直至“第 34 号指令的补充指令”所指出的向莫斯科发起进攻的全部先决条件成熟之时，总之 “从中央实施的诱人的作战行动”，成了整个东线作战的主导思想！　　第二天，当哈尔德到达他的安格堡军营后，冲动地写道：这个“元首指令”对于此次战局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就在当天，尔维嘉亲自撰写了一份“文件”，作为对“备忘录”的答复，送给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　　使他们苦不堪言。在文件中，尔维嘉教训陆军首脑们说，在进行了几乎两年作战之后，“快速部队”必须象空军一样，成为“最高指挥手中的战役武器”。接着，他又借用一种明确不合理的对比，说帝国元帅对于这一基本原则在空军已“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加以执行”，而在陆军却似乎未将这一原则加以 “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对此“文件”，哈尔德在他 8 月 22 日的日记里，清楚而有力地作出了反应：　　“我对于因元首的干预而摆在陆军总司令部面前的事态难以忍受。既要认真贯彻元首那一个个朝令夕改的命令，又要不沾污已取得的四次战局胜利的陆军总司令部的美名，陆军总司令的这种作法真是前所未闻。因此，我向陆军总司令申请辞职，井同时提交我的辞呈” 哈尔德同时补充写道： “陆军总司令拒绝我的辞呈。他认为，事实上还没有到放弃职位的地步；也就是说，一切将照旧”。　　为促使尔维嘉改变主意，哈尔德作为最后一着试图鼓动古德里安将军出面。这次会见是于 8 月 23 日，在大本营“狼穴”举行的。但是，不管进行怎样的谈话，都丝毫改变不了尔维嘉的意志。相反，在取得“基辅会战”这一有名的战术上的巨大胜利的前一个星期，即 8 月 30 日，尔维嘉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之间进行了单独谈话，就尔维嘉的“文件、一事达成“谅解”。毫无疑问，尔维嘉将这一结局看作是他与陆军的角逐中取得的又一新的胜利— —其间与其说他骑士派头十足，倒不如说他道义上的虚伪和软弱。随着对下一步东方战局的看法上的对立观点的暂时结束，把德国作战计划和前景，放在战略高度重新进行审查，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41 年 7 月 19 日发布的第 33 号指令，已就当时的态势指出，“在西方和北方??必须注意防御英国对海峡群岛和挪威海岸的进攻”；而现在，必须首先将几个月前制定的“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实施的长远进攻计划，与东方态势的发展相适应。同时陆军总司令部在 7 月底与上述计划同时提出的建议——即将由叙利亚和昔兰尼加出发，对埃及实施两面进攻的日期推迟到 1942 年春，而坚持在 1941 年秋夺取直布罗陀——在此期间已经过时。　　基于这种认识以及格威特从与尔维嘉每日谈话中，所摘引出来的方针，于 1941 年 8 月底，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里，产生了“经元首批准的国防军统帅部关于 1941 年晚夏战略态势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尽管 “在被迫投入其他战线多余兵力”的情况下，俄国的崩溃也可能要延长，但 “降服英国，迫其媾和”这一既定目标仍然不变。备忘录将这一原则作为战略里程脾，接着指出，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陆军和空军也几乎无力于 1942 年春季前，在地中海、大西洋和西班牙本土，进行一场决定性的作战” 鉴于此种态势，已无法再象过去考虑的那样，置中立国的意愿于不顾，让德军通过土耳其领土；同时，也要看到英国的话动日益频繁。据称，英国军队已驻进伊朗南部，并不断扩建苏伊士运河两岸的重要军事设施。如此种种征兆表明，英国的目标是，尽可能与美国一起，彻底改变德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即使不足如此，也由于海上运输损失的不断增加。以及夺取托布鲁克行动的被迫延迟使“轴心国”在北非的处境早已日益恶化。对于地中海地区，“备忘录”还对一些尽管尚不充分的改进意见提出了警告。而将被视为与大英帝国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奏的击溃苏俄的行动，成了尔维嘉盲目推行的德军压倒一切的任务。 ——第三阶段　　“基辅会战”于 8 月底开始，它被德国大本营视为 1941 年东方战局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德军在俄国各个战场上又取得。一系列新的胜利，特别是冬季前攻占莫斯科的热望，在领导层内出现的短时的一致，使尔维嘉未再对作战进行重大干预。譬如，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时期对东线下达的唯一指令——第 35 号指令在其前言中，使用了与陆军总司令的报告相一致的措辞。　　尽管如此，陆军总司令部怕错过对莫斯科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大好时机的担心，依然没有消除。在陆军总司令部——同样在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里很少有人赞成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两个会战”之后便大功告成的说法而希特勒却宣布：“东方军事胜利己成定局，俄国已经完蛋”。实际上，中央集团军群在经历了“沼泽、地阶段”之后，到 11 月中旬，才在进攻莫斯科的道路上迈出了富有希望的几步，只有到这时，人们对态势的乐观判断才压倒了对部队所承担的巨大负荷的担忧。使人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那些天，陆军总参谋部的第 1 军需官、当时的保卢斯中将来到国防处的临时办公棚，与国防处长和洛斯贝格上校探讨夺取莫斯科之后的方针。当时，他们所谈论的目标已远远超过了俄国的首都。他们谈到，只让最必要的部队留在“前线地带”过冬，陆军大部及其高级指挥机构应撤回，整个东线的指挥权由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接受。　　由南方集团军群占领 8 天之久的罗斯托夫，在俄军的攻击下，被迫于 11 月 29 日撤离；该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随即被免职。这是在当时态势下，对人们情绪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一份给尔维嘉的电报中，龙德施泰特要求，要么“撤消”关于部队再次在米努斯地段前方集结的命令，“要么，委派他人指挥该集团军群”。2 小时后，于深夜豪辛格打电话询问格威特，是否撤消命令。格威特回答：“绝对不能，元首的命令不容更改。龙德施泰特已被解职，赖歇瑙担任集团军司令。”豪辛格重复地喊道，“使不得！绝对使不得！”但格威特已把电话放下了。　　在“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代替陆军总参谋长和陆军作战处长的角色而担负的特殊任务，在 1941 年夏季的芬兰北部，主要是由两个德国军和一个芬兰军来完成。他们的指挥官，冯·法尔肯霍斯特大将，象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一样，逐步直接接受统帅部的指令。这样，法尔肯霍斯特比起陆军集团军司令们来，就具有更大的独立行动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没过多久，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即由于将陆军总司令部排斥在外，国防军统帅部对部队实施的战役和战术指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经验，国防军统帅部便试图在对北芬兰指挥官所下达的指令中，增补一些具体的实施规定，但它无法替代陆军总司令部这个中间环节①在东方战局期间，国防军统帅部第 1 号战场早就移到了挪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变动。在尔维嘉的眼睛里，登陆始终在威胁着挪威。因此，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地区以加强。为此，占用了大量的指挥力量，牵制了相当的兵力。　　尔维嘉对这一特别指挥机构的明显弊病既不加理会，也对来自各方的异议视而不见，却从 1941 年初夏起，利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充当他除东线战　　场之外的全部德国战场上，与当地指挥官进行直接联系的指挥机构。在巴尔干、爱琴海的克里特岛邻近的广大地区，直至达尔马提亚，“国防军东南方司令”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接收尔维嘉关于镇压不久后到处爆发的暴动，以及后来对陆地和海岛沿岸实施防御的命令；而“东南方司令”则将其镇压暴动的具体计划呈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批准，正因为这样国防处长与保加利亚保持着一种特别密切的联系。尽管保加利亚仅有少量几个守备师积极参加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岛的战争，但在索非亚却始终感觉潜伏在欧洲战争舞台边缘的危险。因此，一再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请求支持和援助。德国大本营还与阿格拉姆保持着频繁的联系。驻在那里的“德国全权将军”、奥地利人格莱泽·冯·堆尔斯特瑙，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个秩序混乱、支离破碎的国家恢复安定；并在军书上为德国服务。但是，与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却没有取得联系，而这些地方又是东方战局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与这些地方取得联系成了陆军总司令部的主要事情。　　自 1941 年秋季起，地中海地区也成了统帅部战场。在这里，意大利人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指挥权。在北非，隆美尔的崇高威望占据主导地位，加上与国内联系的困难，使尔维嘉一直在寻求对北非施加影响。为此，尔维嘉并没能命令将陆军总司令部对北非的指挥权力交给统帅部，而是直接交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正如 8 月底的“备忘录”所阐述的那样，在地中海地域，“轴心国”的危险处境早已显露出来。由于将陆军和空军全部力量都集中用来对付俄国，海军也不想从北大西洋主要航道抽出一艘潜艇。尔维嘉在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取得一致的情况下，终于在每天关于重型舰艇和登陆部队遭严重损失的报告的影响下，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辅助措施。直到 9 月 13 日，尔维嘉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海军总部，”以最快速度“在地中海部署 6 艘潜艇，并紧接着再增派 15 艘。同时，命令空军第 10 军将保卫德国通往北非的运输线作为其新的主要任务，以取代迄今为止的“攻击敌舰??和英国在埃及的供给”的任务。而戈林却将尔维嘉下达给空军的关于保卫“由意大利向的黎波里的重要运输线“的任命擅自纳入意大利的护航任务。　　此外，他还补充说，空军第 10 军向西西里岛转移，目的是由此攻击英国的海军和空军重要基地马耳他岛这是“不成问题”的。直到人们从认为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的胜利就是俄垮台的误解中醒悟过来，而且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几乎完全断行时，国防处才紧迫地越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凯特尔直接联系，终于通过他促使尔维嘉于 1941 年 10 月底发布预先命令，12 月初下达最终命令，命令凯塞林的航空队司令部和一个强大的航空军（第 2 军）飞往地中海。但是，尔维嘉对于在攻占莫斯科的进攻前，从东方抽走强大的空军力量犹豫不决。　　与地中海和北非不同，尔维嘉在西方处于主动地位。1941 年 10 月 20 日，他以统帅部的名义，下达了一项关于“在英属海峡群岛进行扩建和实施防御” 的命令。命令一开头便提出，、如同过去一样，英国对我们西部占领区?? 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不大”；接着指出，但“迫于东方态势的压力，以及出于政治和宣传原因，英国随时有可能采取个别行动，特别是要考虑到英国人为对付我们的护航而重新占领重要的海峡群岛的企图”。　　随着这一命令的发布，尔维嘉没有在命令中加以特别说明。就将对西部占领区的领导权，从陆军总司令转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手中。在加强海峡群　　岛防御方面，命令中连海岸炮兵连的数量和编制，以及防坦克混凝土工事及其厚度——甚至多少毫米都作了详细规定，并要求每月报告一次海峡群岛工事扩建进展情况。后来有了最小比例尺的地图，这样尔维嘉对海峡群岛的扩建情况就亲自审查。后来在大西洋壁垒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一天，根据他的指示，处罚了一名值班军官，因为他标绘在海峡群岛的一个高炮连的数量有出入。　　正当这一任务的繁杂工作——即使加强了国防处的“陆军组”——使指挥参谋部处于焦头烂额之时，又接受了另一项任务：根据尔维嘉个人的决定，于 1941 年 12 月即东方战局转折前，拟制一份命令。据此命令将在国防军“所控制的北冰洋、北海和大西洋沿海地区，构筑一个新的‘西壁工事，”。该工事的战略目的是，“以尽量少的固定的野战部队，可靠地抵御敌人任何形式的，仍至以强大兵力实施的登陆行动”。工事构筑的依次顺序，首先是挪威，其次是比利时——法国海岸。对于后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在与三军总司令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斯海尔德河和塞纳河河口，布雷斯特南部，以及从基伯龙湾到吉伦特河为第一段，“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突出部”为第二段，第三段是与德国海湾毗连的荷兰海岸和丹麦“西海岸及北海岸”。而波罗的海沿岸的防御工事只要能保证封锁大、小两个海峡通道即可。　　尔维嘉后来提出的“欧洲要塞”，从这里已经可以看见其雏形。当时建造第一批工事的计划，是建筑在短时间内消灭苏俄的设想之上，比如对波罗的海的处理就能说明这一点。但一种似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构筑海岸工事，是为了给将来德国空军和潜艇进攻英国，打下一个可靠的基础。然而，由于人们对战争的下一步和出路认识的巨大转变，在西方海岸构筑的工事，在后来的日子里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和更为深远作用。用后来的眼光看，这项命令是在德国战争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从总体上看，不管是否意识到— —的初期阶段产生的。注释 ①参阅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 6 月 14 日的日记和 1941 年 6 月 9 日“元首副官”的命令。下面是这次“与会者名单” Ⅰ.上午和下午：1、陆军：冯·布劳希奇元帅哈尔德大将保卢斯中将（第一军需部长）豪辛格上校（作战处长）冯·居尔登费尔德中校（陆军总司令副官） 2、海军：瓦格纳海军上校（作战处长） 3、空军：戈休帝国元帅米尔希元帅耶顺内克空军上将（空军总参谋长）博登沙茨中将（部长办公厅主任，联络官）冯·瓦尔道少将（作战处长） 4、国防军统帅部：利威尔元帅格威特炮兵上将斯里那威少将克里斯蒂安少校（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副官） 5、国防军副官：施蒙特总参谋部上校冯·普特长默尔海军上校恩格尔少校（陆军）冯·贝洛少校（空军） Ⅱ上午 1、白狐（芬兰北部作战行动代号）陆军：冯·法尔肯霍斯特大将，挪威集团军司令空军：施通普夫大将，第 5 航空队司令 2、南、集团军群陆军冯·尼德施泰特元帅，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赖歇瑙元帅，第 6 集团军司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步兵上将，第 17 集团军司令冯·朔贝特大将，第 11 集团军司令冯·克莱斯特大将，第 1 装甲集群司令空军：勒尔大将，第 4 航空队司令 Ⅲ除全体与会者外、共进午餐的还有：陆军：费罗姆大将（预备军司令）空军：乌德特大将（技术局局长） Ⅳ下午 1、海军总司令部：雷德尔海军元帅弗里克海军中将（海军总部参谋长）舒尔特一默廷海军上校（海军总司令副官） 2、波罗的海：卡尔斯海军大将，北部集群司令施蒙特海军中将，波罗的海司令 3、北方集团军群：陆军：黑特尔，冯·勒布元帅，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布施大将，第 16 集团军司令冯·屈希勒尔大将，第 18 集团军司令赫普纳大将，第 4 装甲集群司令空军：克勒尔大将，第 1 航空队司令 4、中央集团军群：陆军：冯·博克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元帅，第 4 集团军司令施特劳斯大将，第 9 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大将，第 2 装甲集群司令霍特大将，第 3 装甲集群司令空军：凯塞林元帅，第 2 航空队司令 ②例如： a）哈尔德在 1941 年的日记中写道　　4 月 7 日：“清晨有人报告??俄国的编制使我们有理由表示担心。如果被俄国想和平、不想发动战争这样的陈词滥调解除思想武装。那么你就必须承认，俄国军队的编制极有可能迅速过渡为战时编制，对此我们感到极为不适。” 　　4 月 26 日：“从总体上讲，自 4 月 1 日以来未发生变化。但自此，俄国在西部增加了 10 个师。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约 170 个师）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战时体制??列车为补充物资不停地运转??似乎是在补充兵　　员”?? 5 月 5 日：“克雷布斯上校从莫斯科返回。他报告说：俄国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爆发?? 远程轰炸机似乎已在德国边界集结。运载构筑阵地付料的车队正来往于边界地区。未看到??部队集结。” 6 月 22 日：“进攻第一天的总态势如下：敌人材德国的进攻感到异常突然，从战术上看，它的部队编制不是处于防御状态的。边境地区的守军住所十分分散。边境哨所的兵力一般都很弱。” 　　b）1941 年 6 月 22 日红军展开情况如下（这个文件发表在《国防科学评比》杂志 1961 年第 6 期上）：北方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中将参谋长：尼基谢夫少将第 14 集团军（司令：弗罗洛夫中将）第 7 集团军（司令：戈列连科中将）第 23 集团军（司令：普申尼科夫中将）西北方面军司令：Ф·И·库兹涅佐夫上将参谋长：克伦诺夫少将第 8 集团军（司令：索别尼科夫少将）第 11 集团军（司令：莫罗佐夫中将）第 27 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少将）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　　第 3 集团军（司令：B·H·库兹涅佐夫中将）第 10 集团军（司令：戈卢别夫少将）第 4 集团军（司令：科罗勃科夫少将）第 3 集团军下辖：第 6 骑兵军（军长：尼基京少将）第 11 摩托化军（军长：莫斯托文科少将）第 13 摩托化军（军长：阿什柳斯廷少将）第 10 集团军下辖：笔 6 摩托化军（军长：恰兹凯莱维奇少将）第 4 集团军下辖：第 14 摩托化军（军长：奥鲍林少将）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第 5 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少将）第 6 集团军（司令：穆布琴科中将）第 26 集团军（司令：科斯坚科中将）第 12 集团军（司令：波涅杰林少将）第 5 摩托化国（军长：阿莱克泽英科夫少将）第 5 集团军下辖：第 9 摩托化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少将）第 6 集团军下辖：第 4 摩托化军（军长：弗拉索夫中将）南方方面军（1941 年 6 月 24 日组建）司令：秋列涅夫大将第 9 集团军（司令：切列维琴科中将）第 2 骑兵军第 2 摩托化军 ##第四部突变时期（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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