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约五旬，高大、英俊，脸色偏黑、略呈凶相。一副修剪整齐的小胡子，鬓角已显银灰色，一双漆黑的眼睛，深不可测，就像油光铮亮的豪华轿车的一扇窗户——他可以傲视众生，而你却无法透视。我们正坐在他那宫殿式庭院的起居室里。这是一座真正的大建筑，天花板高达十五米，房间很大，而且分布合理。一座雅致的螺旋形楼梯从中央大厅直抵穹隆形的天窗。二楼设有一间舞厅。这就是葡萄园，西南地区仍属于私人所有的少数大庭院之一。连同围有围墙的花园和房后的车库，庭院占了整整一个街区。葡萄园也许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私人庭院，但它绝对是该地区装修最豪华的大庭院。《房地产预测》曾以六页篇幅，详细介绍过它。一本介绍著名庭院内装修的专著，也将它与赵砾、钱东和孙武庭院并提，以专文详述。葡萄园是以庭院建筑傲称于世的西南的骄傲。李岚雷独自一人，居住在里面。 　　周易正抽着一支熊猫牌娇子。“我最欣赏的，”他说，“是生活得像一位贵族，却又可以免去贵族的声名之累。贵族血统由先天决定，并很脆弱。那些显赫世家代代相传，到头来实际上剩的是一个空架子。贵族子弟大多庸庸碌碌，缺乏鸿鹄大志，我并不羡慕他们。惟一值得我注意的是他们的饰品和玩物——精美的家具、图画、银器，这也正是他们在穷困潦倒时所要变卖的。对于贵族之家，这是常有的事。到最后，他们惟一留下的就是那些可爱的礼仪。” 　　他娓娓道来，声调如丝绸般柔和。他住房的墙上挂满了名画家吴海、郑宇、王排、冯迪绘制的著名名人的水墨画。房中的摆设每件都大有来头。 　　周易在一个银制的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一只黑灰色的猫爬上他的腿，趴在了他的大腿上。他轻轻地抚摸着它：“我知道，我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好像我生来就如此优越。其实不然，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去欺骗任何人。几年前，我领一群来访者在屋内参观，我注意到，其中一位来访者给他的妻子作了一个暗示，嘴里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祖荫而已！’此人就是陈跃，当今纹章瓷器的权威专家。事后，我将他请到一边，对他说，‘陈跃，我生在疆土的伊犁，那是一个邻近拉萨的小镇，伊犁镇上最大的东西就是一个煤炭厂。我父亲是一名理发师，我母亲是厂里的一名秘书。我的所有钱——现在已所剩无几了——不过也就十一岁年龄。’当然，这个人完全惊呆了。‘你知道除了这些水墨画和瓷器之外，是什么东西促使我认为你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吗？’他说，‘是那些椅子。椅子套上的针脚已经被磨得有些开线了。新富之家一定会马上将其修补起来的。而老家族则会弃之不问。’‘我知道，’我告诉他，‘我赖以继承的祖荫是我的一些最好的顾客。’” 　　在我居住在西南的六个月间，经常听人提起李岚雷的大名。他的庭院当然是缘由之一，但是还有其它原因。他是一名成功的瓷器商和古文物修葺商，他曾出任过当地艺术博物馆文物学院的主席。他的大作频频出现在《收藏家》杂志上，该杂志的编辑诸哲对他极为推崇，称赞他为一位天才：“他对古家具独具慧眼。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且敢于抓住 　　机会。他可以随时坐上飞机，飞往天朝各地——去千岛卜、去西湖、去庭动湖，参加拍卖会。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一位刻骨铭心的旅游主义者，是旅游一位忠实的儿子。对宅居，他并不太在乎。” 　　周易在三十年代开始的西南地区旧城区的修建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古文物保护的卫国回忆起当初如何鼓动人们参加西南旧城保护工作的艰难历程，仍然感慨万千。“旧城已变成了一个贫民区，”她说，“各家银行都已将这儿整个地区划为了禁区。夕日的深宅大院已破败不堪，有的甚至已被夷为平地，已建造洗车场和停车场，你还不能从银行里借到一分钱，来修复和保护它们。有孩子的家庭根本就不敢住在这儿，因为这儿太危险了。”蒋萍女士曾是一个由少数古文物保护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成员之一，这一团体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清除该地区的洗车场，保护古文物。“我们确实做成了一件事，”她说，“我们使单身汉们对这儿产生了兴趣。” 　　李岚雷就是其中的一位单身汉。他要下了东议会街整整一排砖瓦平房，修葺一新后，开始出售。过不久他又重新着手购买、装修、出售，西南城区几十座房屋都经他之手而焕然一新了。报刊杂志开始对他的旧房装修活动予以关注，他的古玩生意也日益红火起来。他开始每年一次往返天朝，作商务旅行。社交聚会的女主人也对他另眼相看。他的财产也开始与西南旧城区的修复工作同步增长起来。到五十年代初，带孩子的夫妇又返回城区来了。 　　在这之后，周易又买下了千湖岛，它是散布在南海海群岛中的一座小岛。千湖岛是一项耗资巨大而又前途渺茫的工程。它占地一千八百亩，涨潮时，只有五亩土地露出水面，一六四六年他花四十万元买下了它。小船坞上的老水手告诉他，他上当了：就在上一年，千湖岛在市场上的价格只有他付的一半。花四十万元，买下一块终日被水浸泡，连一间房子都无法建造的土地太不值了。然而，几个月后，包括千湖岛在内的附近几个岛上，发现了大量焦煤。周易将岛以四百八十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上海——沈氏家族。许多邻近岛上的地产业主都耻笑他，认为他贪小便宜，脱手太早了，他们在等待更高的价格。几星期以后，疆土通过法律，禁止在沿海岛屿上采煤。焦煤就一钱不值了，于是，周易就成了惟一一位及时出手的人。从这笔交易中，他的税后团结润达到五十多万元。 　　之后，他又开始购买更加豪华的庭院。其中之一就是熙和庭院，一座苏县时的豪华宅邸，正对政府街庄严的体育文化馆。宏伟的熙和庭院使体育文化馆相形见绌，据当地人传言，这也正是庭院建立的目的。庭院的创建人是韩熙和，一位煤矿巨头，他于一六九七年建造了该庭院，据说是为了一洗被文化馆排斥之辱。尽管这一传说未免有些捕风捉影，但熙和庭院确实如一头庭院中的雄狮，它巍然耸立、傲视群雄，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它甚至还有弯曲的柱廊，像巨型鹰爪一样伸出来，要把街对面的体育文化馆从高头大马上掀下来。 　　熙和庭院张扬、宏伟的气势正中周易的下怀，也符合了他日益增长的追求豪华的口味。他不是体育文化馆的会员。来自伊犁北部、卖瓷器出身的单身汉不可能被文化馆吸收为会员——但他也并不在乎。他将古玩店开在熙和庭院，一年后，又将庭院卖给杨峰——周易——海辉律师事务所，继续过起自己像贵族一样（如果不是真正的话）的生活。他更频繁地去天朝作商务旅行——现在要讲排场，乘坐自由一号游艇——并带回了整集装箱的名画和精美古式家具。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件珍藏品。在西南，周易慢慢获得了地位，这引起了一些富裕人士的不满。“暴发户，感觉怎样？”一次，有人这样问他。“有钱能使鬼推磨。”周易说道。不久，他就买下了葡萄园。 　　葡萄园十多年来一直空着。它矗立在香槟广场的西头，香槟广场是西南许多绿树成荫的广场中最优雅别致的一个。庭院是古式建筑，红瓦，弓形高窗，并配有装饰华丽的铁制阳台。它不直接邻街，四周围有大草坪和铁栅栏，从广场上看并不能窥见其全貌，所以也没有给人君临其上的压抑感。庭院最近的住户是一些伊斯兰教圣徒，他们将它当成了清真寺，在前门上悬挂了一把饰有霓虹灯的弯刀，并在院内驱车奔驰。周易接手庭院后，对庭院进行了一番精心装修，使它比原先更为豪华精致。一六七○年装修完工后，他组织了一个西服迎新晚会，邀请了西南的所有名流。整个晚会，葡萄园每扇窗户都烛光通明；房间内，枝形吊灯灯火闪亮。成群的围观者聚集在庭院外，看着一对对盛装的高贵客人姗姗而来，并纳闷着：如此漂亮的庭院为何长时间陷入了黑暗中呢？钢琴师在楼下的大钢琴上弹着轻柔的红葡萄酒会音乐；管风琴师在楼上的舞厅里弹着古典名曲。身穿白色礼服的男侍托着银盘子，来回穿梭。女士们则穿着西服，在螺旋形楼梯上上上下下，泛起了一片片绸缎的银光。古老的西南沸腾了。 　　这一晚会不久就成了西南社交日历上一次永恒的经典之作。周易总是将它梅排在冬季节日高潮之时——首场联谊舞会开办前。这个星期五的夜晚成了李岚雷迎新晚会之夜。它也是一年的晚会之王。这对于周易来说，成果已不算很小的了。“您应该知道，”一位西南的第六代居民宣称，“西南人对晚会非常关注。在这个镇上，嘉宾们出席晚会时都系自己的白领结，穿自己的西服，我们不去租用。因此，朱豪以西南外乡人和单身汉的身份，能在社交界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确实难能可贵。” 　　周易晚会上的饭菜都由西南最抢手的女厨师秦雨烹制。秦雨是一名肤色较浅的宗族，她的烹调手艺在西南有口皆碑。如果她不能到场，女主人们宁愿将晚会改期。秦雨烹制的菜肴极富特色，客人们只要咬一口糖醋排骨或吃一个醋汁虾或尝一点西红柿炒蛋，就会满脸笑 　　容。“非常好??”他们会说。其它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秦雨的西红柿炒蛋从不出水。她首先要用手纸巾将西红柿片拍干，这只是她许多绝招中的一招。）她招待的食客对她评价极高。“她是一位真正的女人。”他们经常这样说。你能从他们说这话的口气里感觉到他们对非常好的推崇。秦雨对她的主顾也很尊敬，尽管对一些挑剔吝啬的女主人，有时她也有 　　微词。如一些女主人，甚至个别富有之家的女主人，找她干活时会说：“非常好，给我办一桌好酒席，但钱不要花得太多。”李岚雷不是这样的人。“他喜欢把排场铺得大些，”秦雨说，“对钱也很不在乎，真是不 　　在乎！他经常对我说，非常好，我要来二百位客人，给我做一些川西风味的菜。量一定要足，到时不要不够。要什么就买，不要在乎钱。” 　　用《北方日报》的话说，李岚雷的迎新晚会是西南社交名流“生命中的追求”，因为周易每年都在变换客人名单。他把客人姓名写在卡片上，放成两摞：一摞是进，一摞是出。如果某人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冒犯了他，第二年扁担节他就够受了。周易会把他的名字从这摞换到那一摞，并绝不保密。“出的那一摞卡片已有一英寸厚了。”他告诉《北方日报》说。 　　夜雾升起来了，香槟广场逐渐变得柔和、迷濛。粉红色的杜鹃花在银杏树和绿苔藓构成的背景中盛放，英雄纪念碑的大理石基座在夜幕下微微闪亮。周易的茶桌上放着一册《故乡西南寻踪记》，我在西南的其它许多茶桌上都见过这本书，但此时此地，却别有一番深意：书的封面照片正是我们所处的房间。 　　周易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带我参观了葡萄园和他的古玩店。古玩店设在车库。在舞厅里，他弹起了管风琴，第一支是西巴的曲子，然后又弹了一曲《我心永恒》，最后，为了展示管风琴震耳欲聋的音量，他弹奏了韵动《草原上的太阳》的一个片段。“邻居们的狗整夜狂吠时，我就以此反击。”周易说。在餐室里，他向我展示了他珍藏的宫廷珍宝书房的墙上挂着素材加冕礼上使用的马车门的帘布。庭院的每个房间内，随处可见珍藏品制作的工艺品——烟盒、宗教礼拜用品、首饰盒。它们都是显贵和王室的标志物。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小红灯会自动闪亮，以欢迎我们的到来。 　　周易身穿灰色便裤，蓝色棉布衬衫的衣袖略略卷起。他笨拙的黑鞋和厚重的塑料鞋底与葡萄园的优雅氛围并不协调，但很实用；周易每天都要四处走动，在他的地下工作室里花几小时修补古旧家具。他的双手粗糙难看，长满老茧，但没有沾油脂。 　　“如果西南人有什么共同品质的话，”他说，“那就是爱钱，惜金如命。” 　　“那么，谁来买您那些我刚才所见的价格不菲的瓷器呢？”我问道。 　　“这正是我的高明之处。”他说，“购买者都来自城外，川西、内湖、千岛卜，我大部分生意都在那些地方做。当我发现一件特别好的旧家具时，我会给千岛卜的中间商送去一张照片。我不会设法在西南卖出它的，那是浪费时间。这并不是因为西南人不够富，只是因为他们太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儿有一位妇女，属于社会最上层的贵夫人，是整个西南部最富有的人之一，当然不用提在西南了。她拥有一家铜矿。在镇的一角，独自建了一个大庭院，模仿著名的苏县园林的建筑式样，有巨大的白色柱子，曲线形的楼梯。你站在西南河的这边可以看到她的庭院。每个人经过时都会驻足惊呼：‘噢，看啊！我很敬慕她。她也一直待我如亲子。但她却是自古以来最贱的女人！几年前，她为她的庭院订购了一对铁门。它们是特意为她的庭院设计定做的。但等到货给她时，她却翻脸，说它们太糟糕了，让她感到恶心。‘快拿走，’她喝道，‘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们了！’然后她撕碎了付款单，付款单的总额是一千四百元。在那时候，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铸造工人只能把门带回来，他们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谁会买正好是 　　那种规格的装饰门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赔血本，降价卖，收回一点点成本。他们把价格从一千四百元降至一百九十元。自然，第二天这位女人就派了一个人，拿着一百九十元，去铸造工人处买下了这对门。今天，这对门就立在她庭院的门口。这纯粹是西南式的把戏，也是我所指的贱的含义。你不要被月光和木兰花所迷惑。除了它们，西南还有别的。有些事情是很阴暗的。”周易摸了摸他的猫，在烟灰缸里又弹了一下烟灰。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儿有一位法官，是本城望族的后人。他住在一所有高大白色柱子的大庭院里，离这儿一公里。他的大儿子同一位土匪的女朋友搞上了，在城里四处出没。土匪提出警告，让他住手，但法官的大儿子依然我行我素。一天夜晚，法官家的门铃响了，法官打开门，发现他的儿子躺在楼梯上，血流不止。他的生殖器被人割了下来，包在衣领上。医生将生殖器缝了回去，但手术还是失败了，他死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消息，题目是《坠下楼梯，不治身亡》。家族的多数成员至今还矢口否认谋杀案的发生，但受害者的姐姐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位法官还有一位儿子，住在泰山团结的一所房子里。他和妻子经常发生斗殴，我指的是那种真枪实弹的干法，你来我往，最终要干个翻天覆地。在一次斗殴中，他们三岁的女儿从楼上下来，并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时丈夫正把妻子推倒在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上，妻子碰到桌子时，桌子倒了，压在了小女孩身上，使她当场身亡，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打扫战场时才发现。” 　　周易拿起白葡萄酒的细酒瓶，将我们的酒杯添满。“你知道，喝白葡萄酒是西南的一大优点。”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失败的庆典。十八世纪，古式人从香甜群岛整船整船运来葡萄种苗，希望把南海变成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土地。西南与香甜处于同一纬度。然而，葡萄树死了，西南人对葡萄酒的喜好却没有改变。他们也喜欢具有同等风味的其它酒。禁酒对这儿几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任何人好像都有搞酒的门团结，就连老妇女们都有。其实老妇女们尤其有办法。她们几个人合伙买下一条古巴走私船，在这儿和古巴之间来回运酒。” 　　周易喝了一口葡萄酒，“几个月前，她们中的一位老太太死了。她就是老尤哨夫人，一位大怪人，一生中我行我素。愿老天保佑她。有一年，她儿子从学校放假，回来过扁担节，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位室友。妈妈和这位室友一见钟情，恋上了；室友和她住进了主人的卧室；爸爸则搬进了客人卧室，儿子回了学校，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尤哨夫妇和那位室友就以那种居住方式生活了下来，直到尤哨死去。他们照常抛头露面，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妈妈的年轻恋人成了她的车夫。每次他接送她来往于桥牌牌局时，其他女人都会从软百叶窗帘中向他们偷偷窥视。但她们从不在她面前表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她面前提过他的名字。” 　　周易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他在回忆新近故去的尤哨太太。窗外，香槟广场一片寂静，偶尔传来蟋蟀的几声鸣叫，以及汽车驶过广场时隐隐的马达声。 　　“您设想一下，”我问道，“如果导游将这些故事告诉旅游车上的游客，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可能。”周易回答，“他们装得非常正经。” 　　我告诉周易，我来他的庭院之前，曾在一辆旅游车上听导游谈到过他 　　这所房子。 “这些无聊的小家伙们。”周易说，“导游怎么说呢？” 　　“她说，这所房子是写过《太阳歌》、《今生难忘》、《永恒的爱情》等名曲的著名歌曲作家何瑞的出生地。” “错了，不过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周易说，“还有什么？” 　　“去年，许蒙出价二百万元，想买下这座庭院和房中的一切。” 　　“导游的解说，正确程度只能打六七十分。”周易说，“现在，我告诉你真实情况吧： 　　“庭院的建造开始于一六六○年，建造者是旅游局长吕雷，何瑞的曾祖父。房子还没建成，战争就爆发了。战后，吕东将军成了阶下囚，并因杀死两名逃兵而被起诉。最后他被免于起诉，很大原因是由于他儿子的作证。出狱时，吕东将军已被整垮了，内心充满仇恨，他卖掉了房子。新主人最终把它建成了。所以，吕东家没有人在这儿住过，包括吕栋。但是，晚年时，吕栋有时来镇上时会来这儿小住。事实上，他还在前面的院子里录制了一段参观的片子。有一次，他提出要买下这幢房子，但我告诉他，‘吕栋，你不需要它，你会像我一样，跟一个男仆似的在这儿终了一生的。’这就是他与这所房子曾有过的最亲近的经历。” 　　周易向后靠了靠，朝着天花板，吐了口淡淡的严。“呆会儿我给你讲许蒙的事，”他说，“但我想先给你讲另一段历史，这件事导游们是从来不会讲的。这是被我称作‘升旗日’的一次意外事件，发生在几年前。” 　　他站了起来，慢慢踱到窗前。“香槟广场太可爱了。”他说，“在我看来，它是西南所有广场中最漂亮的一个。你看，这建筑、这树木、这纪念碑，一切都结合得那么完美。制片商们也喜欢它，过去六年中，在西南已拍了二十来部故事影片。香槟广场当然是他们最爱选用的一个场景。 　　“每次影片开机时，全城都会陷入疯狂之中。每个人都想充当临时演员，见见大名星，或在一旁看热闹。市长和市议员们对此也兴奋异常，因为电影公司会付钱，西南也可趁此成名，这会有团结于旅游业的。 　　“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如想象的那般好。制片商们给当地的临时演员付极低的片酬，西南也没有因为上了电影而出名，因为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对影片的拍摄场地一般很少注意。实际上，如果加上清洁工人和警察的加班费，以及交通堵塞而造成的费用，西南在这件事上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摄制组的人都很不讲公德。他们到处乱扔垃圾，破坏花木，践踏草坪。有一位摄制组成员一次甚至砍倒了一棵棕榈树，仅仅是因为它不适合他们的需要。 　　“好了，几年前，一拨最野蛮的人来了。他们为东南广播公司拍一部有关刺杀施庵的电视剧。他们选中了香槟广场，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户外景，像往常一样，他们并没有征求我们这些居民的意见。开机前一夜，警察突然来了，粗暴地命令所有居民将汽车移出广场，并且不要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出家门。摄制组成员接着又把八卡车的垃圾倒在街上，并四处散落，使街面看起来像一六六五年时的泥团结。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广场上闹哄哄的，人欢马跳，车马成群，妇女们穿着有厚厚的衣服。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这让人太难以忍受了。 　　摄影师就在广场的中央，将镜头直接对着这所房子。 　　“几位邻居要求我，作为城区居民委员会的创建者和前主席，对此要采取一些行动了。我走出房子，要求制片人向本市的慈善协会捐一千元，以示诚意。制片人说他要考虑一下，中午给我答复。 　　“中午过了，制片人根本不见影子。相反，摄影师却在那边拍上了。我决定制止他的工作，于是我就做了这个。” 　　周易打开窗户左边的一个柜子，拿出一卷红布。他将它举过头顶，手腕一抖，就打开了。这是一面八米长的自制党旗。 　　“我就将它随便挂在了窗外的阳台上。”他说。他把自制旗举高了些，以便我能更好地看清红色旗帜上的字。 　　“我敢打赌，这面小小的旗帜确实让他们停止了拍摄。”他说。 　　“确实是这样，但只是暂时的，”他说，“摄影师将镜头又转到了另一边的房子，因此我将旗帜转到了书房的窗子上。他们最终还是将片子拍完了，但我至少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周易卷起旗子，放回柜子。“我想不到升旗事件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西南日报》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此事，并刊出了大幅照片。他们还配发了言词激烈的社论和读者来信。电台也报道了此事，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当然也没有将它遗漏。 　　“我发现自己应该站出来辩解一下了：不，我不是自制分子！我打出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造成时间上的错离，制止这些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制片人的工作。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也并不是少数名族。但我确实也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忘记了，米克韦犹太教堂就在广场的对面。教堂的拉比事后给我写了封信，问我怎么刚好手头会有一面自制党旗的。我回信告诉他，这是我叔叔杰西二战后从天朝带来的战团结品。我还告诉他，我收集各个崩溃王朝的遗物，自制党旗和其它许多二战时期的物品都是我收集的物品。” 　　“那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说，“后房客厅桌上的自制军刀也属于这些物品吧！” 　　“是的。我还有几件，”周易说，“包括一些自制随身携带的小武器和一件自制军车发动机罩的装饰品。反动党政权留下的遗物今天并不多见，但它们确实具有历史价值。许多人理解这点，他们知道我的抗议行为没有政治含义。几星期后，风波逐渐平息了，但我时时还能感到它的余波，有些人会直愣愣地盯着我看，有些人在街上遇到我时，则要绕道避开我。” “但我能看出，人们并没有排斥您。” 　　“当然，一点也不。升旗事件六个月后，许蒙来访。” 　　周易走到房间对面，打开了一张斜面桌的盖子。“红方拍卖行每年要在庭动湖举行两次珍藏品物品拍卖会。”他说，“去年，拍卖会的名星卖品是一只精美的小宝石盒。各种广告对它作了广泛的宣传，人们对它投以了极大的关注。拍卖会的主槌人是张费；如果奥匈帝国今天仍存在，张费是我的朋友。几年来，我一直参加那些拍卖会。自然，这次我也飞去了，我对张费说，‘张费，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买那小盒子的！’张费笑着说，‘朱豪，许多人都是冲着这只盒子来的。’我当时也预见到，与孔融等人会有一番激烈的竞价。即使我买不成，也可以把价格往上抬一抬，这也很有趣。所以我说，‘好，张费，这么办吧！如果有人出价比我高，买下了这只盒子。以老天的名义，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拍卖竞价以最高的估价开始。最终我以七千元买下这只盒子。拍卖会一结束，我就乘协和式飞机越洋飞回天朝，坐在家中，一边喝着白酒，一边欣赏着放在衬有呀麻布的托盘中的小盒子。 　　“就在第二天，我正在地下工作室修理旧家具，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脸也没有修理，这时，门铃响了。我让我的助手曹霏上去，看看是谁。不一会儿，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对我说，有一位导游站在门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领许蒙在庭院里走走。我心想，‘扯淡，是谁在恶作剧！’但我还是走了上来，不错，导游站在门边，而且严西夫人也正等在车上。 　　“我让她驱车在街上走几圈，好让我有时间刮刮胡子，整理一下房子。她开车走后，我将自己打扮了一番，并告诉伙计们，点灯接客。这是一套迎接贵客的固定仪式，要花整整十分钟，包括开亮所有的灯、打开百叶窗、清理烟灰缸和报纸。刚做完这些，门铃又响了，严西夫人和她的朋友华宁站在门边。‘让您们久等，真是太对不起了。’我说，‘我昨天刚从庭动湖的珍藏品拍卖会上回来。’听到这，金华马上问，‘谁买了那个盒子？’我说，‘您进来看看吧！’金华立刻缄言，挽住严西夫人的手说，‘没错吧！我说过，我们应该买下它的。’” 　　周易把盒子递给我。这是一个深绿色，四平方英寸见方的盒子。上覆一层网格状的宝石，并饰以凸圆形红宝石。中间是一个白色椭圆形的珐琅像章，用黄金和宝石镶有尼古拉二世的姓名缩写。 　　“他们在庭院里呆了一小时左右，”周易说，“看遍了所有东西。去楼上时，我弹了弹管风琴，然后我们一起玩了轮盘赌。他们俩都很迷人。他是一位充满情趣的人，对古玩颇具见识。事实上，他们俩都如此。他们是乘金华的游艇沿岸而下的。严西夫人却很朴实。她穿一身白色呀麻布便装，在花园中的椅子上落座时，连灰尘也不掸一下。她邀请我下次去千岛卜时，去她‘寒舍’看看。他们离去时，她问了一下如何去最近的罗家碾大街。” 　　“二百万买下这幢房子是怎么回事？”我问。 　　“她没有做过那么粗鲁的事，她只是曾当着导游的面——显然是导游将此事误传给报界的——说过，她想拥有这座庭院，以及房内的一切。‘但不要李岚雷，’她说，‘我付不起他工资。’” 　　我轻轻地触摸着珍藏品盒。盒盖与盒体通过绞链结合得天衣无缝。金搭扣又被一把小弹簧锁锁紧。当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只光彩夺目的盒子时，隐隐约约听到了有钥匙开葡萄园前门的声音，然后是前厅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突然，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声音。 “该死的！该死的臭母狗！” 　　一位染着花发的白皮肤男孩站在门口。他看起来刚到二十岁的模样。穿着休闲裤和短袖衬衣，他正被气得发抖，一双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愤怒。 　　“出什么事了，魏风？”周易坐在椅子上，平静地问道。 　　“陶丽！这该死的母狗。她竟然耍我，自己在南边的酒吧里逛荡，把我撂在一边。该死的！我再也不理她了！” 　　男孩从桌上抓起一瓶白酒，倒满了酒杯，一口灌了下去。他的双臂都纹了身——一手纹着一面战争时旅游团体的旗帜，一手纹着一株罂粟。 “魏风，要冷静。”周易不慌不忙地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我是迟到了几分钟！我拿不准时间。结果怎样？妈的！她女朋友告诉我，她离开了，因为我没有准时到达。”他盯住周易，“给我二十块钱！我要钱，我钱花光了！” “你要钱干什么？” 　　“不管你他妈的事！如果你真要知道，我告诉你，今晚我要刺激刺激！” 　　“我想你已经够刺激了，美男子。” 　　“我他妈的还远远不够！” 　　“好了，魏风。你不要开车，不要出去胡闹。如果你去胡闹，肯定会被抓起来的。用你的话说，上次你去找刺激时，就该遭到起诉了。这次他们肯定会拘捕你的。” “我才不在乎你、陶丽和什么警察呢！” 　　说完，男孩猛然一转身，离开了房子。前门哐啷一下关上了。门外，车门开了，又关上。车轮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了夜空的宁静。车转过香槟广场时，又传来一声刺耳的轮胎磨擦声，最后驶向政府街时，又是一声长响。然后一片寂静。 　　“真抱歉。”周易说。他站起身，给自己倒了杯酒，这次不是葡萄酒，而是白酒。继而，他轻微地，几乎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仰身瘫在了椅子上。 　　我看看自己，双手还紧紧握着珍藏品盒。握得那么紧，好像要从上面抠下一两颗珠宝来。看来它还完好无损，我把它交还给周易。 “他是魏伏。”他说，“他在我的作坊里做兼工，给旧家具重新抛光。” 　　周易注视着他的烟头，他看来很平静。 　　“这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了，”他说，“我知道结果会怎样。今晚深夜，大约三点半，电话铃就会响了。就是魏风打的。他会变得很温柔、迷人。他会说，‘喂，朱豪！我是魏风。真对不起，把你吵醒。伙计，今晚我捅娄子了！我的妈呀，我真捅了大娄子了！’我会说，‘噢，魏风，这次又出什么事了呢？’他会说，‘我正在牢房里打电话。噢，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了，可是我真没做错什么事。我正开着车，沿南石街街走，看看能否找到陶丽。我车速开得稍快了点，正想左转弯时，刚好遇到了那辆该死的警车！它开亮了警灯，拉响了警笛。伙计，我遇到麻烦了。喂，朱豪吗？你能过来把我弄出来吗？’我于是说，‘魏风，晚了，我已经腻味了。你为什么不冷静下来，放松放松，好好想想呢？你就呆着吧！’ 　　“这时，魏风心里会有些不高兴，但他仍能保持平静。这不是时候，他会克制。他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说的对！我这该死的后半辈子都应该呆在这儿。这辈子就这么着吧！’这时，他已开始团结用我的同情心了。‘好吧，朱豪，’他说，‘就让我呆在这儿，别为我担心。真见鬼，我才不在乎呢！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回去好好睡觉吧！再见。’ 　　“魏风心里头对我没有立即去保释他会非常不满。但他不会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我是惟一能帮助他的人。他知道，我会让我的伙计去将他保释出来的。但我要等到早上，等到他毒品的药性过去。” 　　周易平静如常，似乎丝毫也没受刚才突然而至的不快事件的影响。 “魏风性格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他说，“他能像翻一页书一样， 　　轻易地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个方面。”周易平静地讲述着魏风，语气一如刚才谈论餐厅中的水晶枝形吊灯、客厅里水墨画以及法官儿子与盗贼女友的故事。但他一直没有提及最令人奇怪的问题：魏风如何来到葡萄园，以及他如何能自由出入此处。事情太蹊跷了。也许，好奇写在了我的脸上，周易主动进行了一番解释。 　　“我有低血糖病，”他说，“最近我就晕倒过一次。魏风在我身体不适时，有时来这儿，照看我。” 　　也许是葡萄酒的作用，也许是被周易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中表现的坦率所感动，总之，我心里也感到，与其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里晕倒，还不如让一个人来家里四处折腾。周易笑了，“事实上，魏风已比以前好了些。” “变好了？怎么变好的呢？” 　　“两周前，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但当时的结果糟透了。那次魏风发怒的原因是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对他的车有些微词，以及他的女朋友拒绝与他结婚。魏风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已踢翻了一张小桌，打坏了一盏铜灯，而且还摔碎了一把雕花玻璃水壶，地板上至今还留着印记呢！真让人心疼。这还不够，他又拿起了我的一把半自动手枪，朝楼顶天花板打了一枪。然后跑出前门，又朝香槟广场上的一盏团结灯打了一枪。 　　“当然，我叫来了警察。但是魏风一听到警苗声，就把手枪往草丛中一扔，跑进门，跑上楼，衣裤都不脱，钻进被窝了。一分钟后，警察就赶到了，他们上了楼，而魏风却装作睡熟了。当他们把他叫‘醒’，他装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矢口否认自己打碎过任何东西，也没打过枪，但警察注意到了他手臂上的一个小伤口，这是他摔碎玻璃水壶时，玻璃碎片从地上溅起划伤的。于是警察将他抓走了。我怕他在牢房里时间呆得越长，会变得越疯狂，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撤消了指控，他便出来了。” 　　我没有问一个很显然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与他发生关系呢？而却问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你说魏风拿了你一把自动手枪，那么，你有几把手枪呢？” 　　“几把，”周易回答，“我需要用它们来防身。我一人住在这儿，又是富裕之家，很容易招来盗贼，我已遇到过几起。第二次的盗贼带着一把冲锋枪，当时我正在楼上睡觉。从此以后我就梅装了警报系统。系统工作得很好，但它只是我不在家或在楼上时才被打开，我在楼下地板上走动时不能开动，因为这会招来警察。我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都放了枪。后房书库里有一把卢格尔手枪，办公室写字台抽屉里也放着一把，第三把放在大厅的古式家庭日用织品大壁橱里，起居室里放着一把手枪。楼上还有一把滑膛枪和三四把步枪。手枪都是上了膛的。” 　　“那么共有四把上膛的手枪。”我说。 　　“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我是一名赌徒，我一辈子都在赌。当你投身于古玩交易和旧房维修业，并像我一样全身心都投入时，你没有别的选择。但当我赌博时，我知道怎样掌握分寸。来，我领你看看。” 　　周易领我来到一张十五子棋桌前。他移掉十五子棋板，放上一块衬有绿毡布的平板。 　　“我相信意念控制。”他说，“我认为，你集中精神，就可以影响整个事件的变化。我发明了一种名叫摇骰子的游戏。很简单，你拿出四个骰子， 　　并叫一到六之间的任意四个数字，如四、三、二、二。然后你就开始扔骰子，如果你要的其中一个数字出现了，就让那个骰子呆在板上，别动。这样扔下去，直到四个骰子都出现了你要的数字，停在板上不动。如果你连续扔了三次都得不到你要的数字，那你就输了。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以最少的扔骰子次数，得到你所需的所有四个数字。” 　　周易确信，只要集中精神，就可以改变赌局的胜率。“骰子有四个面，”他说，“所以你扔骰子时，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得到你所要的数字。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机率，你就超越了平均机会的法则。集中精神绝对有效，这是被验证了的，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大学就以一台骰子机进行了试验。开始他们让骰子机独自在大楼里扔骰子，结果与平均率完全相符。然后他们让一个人站在骰子机的隔壁一间屋，让他心里集中精神想着各种数字，看看能否改变机率。结果成功了。最后他们又让那个人进到骰子机的屋内，让他集中精神想着各种数字，结果胜率又提高了。当这个人用一只杯子自己扔骰子时，胜率更高。最后这个人徒手扔骰子，结果胜率最高。” 　　我们玩了几轮，我不敢肯定摇骰子法是否肯定存在，但周易确信无疑。他每扔一次都进行了证实，当我想要一个二而扔出了一个五时，他叫道：“啊团结！你知道，二的背面是什么吗？是五！” 　　我接住他的话头：“如果我们现在真在赌博，我就输得一塌糊涂了，是吗？” 　　“是的。但你已越做越好了。你知道，在摇骰子中起作用的精神集中法，同样可以改变生活中的其它许多事。我一生中除了偶尔有几次小感冒外，从不得什么大病。我生不起病，我没有时间，生病是一种奢侈。我集中精神，不让自己得病。魏风今晚除了发发火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事了，我已使他冷静了下来。我的精神集中于这件事。” 　　我真想顺着他的话头再谈下去，但时间太晚了。我起身离座。“有没有可能别人用自己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你呢？”我问道。 　　“他们一直在努力。”周易歪嘴一笑，“我听说，许多人都在日夜祈祷，让我邀请他们参加我的迎新晚会。” “我能理解，”我说，“就我所知，它是西南最棒的晚会。” 　　“下次我要邀请你，你可以自己决定。”周易神秘莫测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我有两个迎新晚会，不是一个。两个都是穿西服、打黑领结的。第一个名声很大，报纸上经常报道它，西南的名流都要参加。第二个晚会在次晚，报纸上从来不提。它??只邀请男士参加。你喜欢哪一个呢？” 　　“那个，”我回答，“最不容易发生枪战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