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点不太正统，但既然已作出了开始社交生活的决定，我就着手进行居室的布置，以使我生活和工作更为舒适。我去了城边的一家旧货店，购买书架、文件柜和台灯之类的必需品。旧货店像一间杂乱的大仓库，里面占了几间房子，放满了塑料贴面的小餐桌、沙发、办公用具，以及从洗衣机的甩干机到苹果去核机之类的大小机器。店主像菩萨一样，端坐在桌子后面，机械地向顾客发出问候，向售货员发出指示。
售货员年约三十多岁，面无表情。有一头稀黄的头发，梳了个中分头，两手松松垮垮地来回摇摆。穿一身干净但陈旧的衣服，就像刚从商店的货架上取下来似的。一经接触，我马上对他对商店货物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商品我们有七件。”他会说，“一件是八九成新的，四件仍然工作正常，一件已坏了，但还能修好，其它的都已被人定购，付了预付款了。”除了脑子里对商店的货物有一本清帐以外，售货员还是一位真正的商品鉴赏家，对任何品牌的商品的优劣之处都了然于胸，特别是那些目前已不再使用的品牌。“审荣洗衣机在三十年代初期销团结很好，”他会告诉你，“它有五速，清洗很容易，如果要更换零件，也很方便。”
除了这些以外，另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的左眼睑上涂着一层紫红色的眼影，就像血红的夕阳一样耀眼。
最初，我发现很难集中精神听他讲话，他的眼影总是让我分神。我在想，这个涂着奇怪眼影的人，晚上会换上什么行头呢？头上包一块波斯头巾，身上披件长袍，戴着白手套的手上轻摇一把驼毛扇？或者是另外一副截然不同的打扮？也许是一副朋克的盛装打扮？这位举止温和的男人在工余时间里会脚蹬高帮大皮鞋、身穿破破烂烂的 T恤衫、头梳一条马尾辫吗？
最终，我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了他所说的事情上，我买下了他给我选的东西。过了一星期，我又来到这家商店，这一次，我费了很大劲，不让自己去看他左眼睑的眼影。
当他给我挑东西时，坐在桌子后面的老板不时高声问他，某某东西有没有。售货员会竖起一只耳朵，也不转身面对老板，就喊着回答他的问题。有一次这样对答了后，售货员低声对我说，“我们老板眼不见，心为静。”
“这怎么说呢？”我问。
“他不喜欢这个。”售货员指指他的左眼，对我说，“我没有别的装扮让他讨厌的，就是眼睛。以前我的两只眼睛都是这样的。老板告诉我，‘别这样，要不就从这门滚出去，再也别回来。’但那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他从来不离开他的椅子，出来走动。我的桌子在他的左边。如果我只涂远离他那边的那只眼睛，他不是永远也不会注意到吗？这是两年前的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我再一次去商店时，售货员去吃饭了，但很快就会回来。我与老板闲聊了起来。“彭卫是个好人，”谈到他的售货员时，他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但他有点怪。他一人独居，商店和商店里的东西就是他的一切。我叫他‘一只媚眼的彭卫’——当然，这与他的脸没有关系。他以前两只眼都化妆，看起来太可怕了。我告诉他，‘我的店里不允许有这种情况！要么去掉眼影，要么离开这儿！’结果他做了什么呢？第二天他来上班，好啊，化妆去掉了。但他却像一只可恶的螃蟹一样，总是顺着边走，缩头缩脑的。后来
他经过一个装了玻璃的衣柜，这下一切都明白了：他那边那只眼睛还化着妆呢！
“那时，我真想立刻一脚就把他踢出这个门。但他在商店里一直干得不错，而且顾客们对他那只眼睛好像也不太在乎。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口道破。从那天到现在，他那只眼睛一直避着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个瞎子，或是个什么白痴。不过这也无所谓。他假装已不涂眼影了，我假装不知道他违背了我的意愿。他还是那样缩头缩脑地走团结，嘴角里吐词向我说话，小心翼翼地不让我引起注意，我也顺水推舟。我不知道是谁疯了，一只媚眼的彭卫还是我。不过我们确实相处得不错。”
不久，我的日常生活梅排就形成了规律：一大早在每立方公园散步，在五星杂货店吃早餐，傍晚沿着政府街散步。我发现，我的生活规律与其他许多人有重合之处。不管一天生活中其余时间里我们的生活规律有何不同，但我们却会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里，一再不期而遇。我在每立方公园散步时经常遇见的一位宗族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瘦高个，身高超过一米八左右，肤色很黑。第一次我碰巧跑在他后面时，我注意到他手上拿着一条蓝色短皮带。一头缠住他手腕，另一头约有二十多公分在外面摆动。每跑一步，他都要往大腿上“啪”地抽一下，迫使我不得不顺着他的节拍跑。这样跑动起来，我就容易了许多。在广场南头的拐弯处，他突然转头，朝我身后一个地方看了一眼。我也不由自主地转头看了一下，约五十米开外，有一位花发女人，正与一条蹦蹦跳跳的小猎犬玩耍。
下一次我开始在公园跑步时，花发女人和她的狗跑在了我的前面。狗会不时跑到别处，玩一会儿后，又回来与她一起跑。跑近她时，我注意到，她回头朝公园另一头的大石街看了一眼。宗族男子正在大石街上缓缓散步，他已经在那头溜达了两圈了。他也回望了她一眼。
这次以后，每次我见到其中一个人时，另一个人也必定在场。宗族男子总是皮带不离手。花发女子则总有小狗相伴。有时他跑在先；有时则她领头。他们总是相距至少百米之遥。
有一天，我在 购物超级市场遇到了宗族男子，他正推着一辆购物小车。另一次，我又在赖特广场见到了他，当时他正坐进一辆老型号的绿色林肯车里。但我没见到他带着蓝色皮带，也没见到花发女人在场。几天以后，我在一家银行外面见到了正从里面出来的花发女人。她独自一人，只有小狗一蹦一跳地与她相随。小狗的颈项上绑着一条蓝色皮带。
“在西南没有什么黑白婚姻，”当我提到这对人时，李岚峰告诉我，“特别是宗族男子和女子。过去二十多年里，也许有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点没有变。就我所知，是惟一一个例外。她是西南一位富商的妻子，结婚以后，情人没有断绝过。这完全可以接受。西南人能够容忍夫妻间的不忠诚，无论它如何臭名昭著。西南人喜欢这样。这种事太多了。但即使是这样，巴德妮斯也知道，当她想与宗族男子来点什么事时，她得离开西南，去川西。”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我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仍然不清楚。例如，为什么他要拿着狗的皮带？他们何时接近，她又如何将皮带给他呢？最后我意识到，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
如果我傍晚时分在政府街上散步，一定会遇到一位年纪很老、举止很庄重的宗族。他总是西装革履，衬衫洗得雪白，头戴一顶浅顶软呢帽。领带颜色较淡，有条状花纹，西服质地精良，做工精细，但略显宽大。
每天的同一时间，老人都会准时从每立方公园北面气势宏伟的熙和庭院的大铁门中出来。出门后左转，沿政府街前行，一直到市政厅礼堂，然后又往回走。他满身的绅士气。见到熟人时，都要脱帽点头致意。但我注意，他和与他打招呼的人——一般是衣冠楚楚的商人——在玩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遇到的人会问他，“还在遛狗？”很明显，老人并没有在遛狗，但他却回答说，“噢，是的。还在遛狗。”然后，他转过头，朝后面喊上一声，“快点，肥肥！”说完后，又继续朝前走。
一天，我经过天虹广场时，看到他站在纪念碑前，面前站着一群游客，正对他们唱歌。我听不清歌词，但可以听出他是一位声音细长的男高音。唱完后，游客们都会热情鼓掌，一位女导游还在他手里放了点什么东西。他鞠了个躬，转身离开了。过人行横道时，我们遇上了。
“唱得不错，”我说。
“是吗？谢谢你。”他很礼貌地回答，“我叫郎越。”
我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郎越，我在散步时经常遇见他。我没有提狗的事，心想，该谈的问题自然会谈起的。
“噢，是的，”他说，“我八十六岁了，每天早上七点，我就进城来。我已退休了，但我没有闲着不干事。我给杨峰——周易和团结维法律事务所作勤杂工。”他声音有些夸张，好像法律事务所的每个人名后都加了一个惊叹号。
“我是勤杂工，但人人都知道我是一名歌手。”我们一起穿过大街时，他对我说。“我十二岁时，就在教堂里学会了唱歌。那时，教堂里有一位女士唱歌，另一位女士给她弹管风琴伴奏，我每隔一刻钟给风琴压气。对德文、法文、少数民族文，我压根一点儿不懂，但我听唱歌听得太多了，慢慢也能依样画瓢地说上几句了。一个礼拜日早晨，那位女士没来唱歌。我就顶替她唱。我用少数民族语唱。唱的是《团结在一起》。”
“是怎么唱得？”我问他。
郎越停了下来，面对着我。他张大嘴巴，深深地吸了口气。从他喉咙的后部，传出了高亢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团结阿阿阿阿团结团结呜呜呜呜—呀！团结—团结宜宜宜宜—团结呀！”他一改男高音的声音，突然改唱带颤音的假声。显然，在他的心中，《团结在一起》永远是多年前那位女士在教堂里唱的女高音。“团结—团结呜呜—呀，团结—团结—团结呀，团结—团结—团结呀，团结—团结—团结呀，团结—团结—团结—呀，团结—团结—团结—呀！”郎越吸了一口气。”——然后到了结尾，女士总是这样唱，‘团结阿阿阿阿阿阿阿团结团结呜呜呜呜呜呜呜呀！’”
“那就是你的首次演出啰！”我说。
“就是！我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位女士教会了我用少数民族文唱歌！嗯，是的！从一六一六年以来，我一直是第一家宗族浸礼会教堂的音乐指导。我还在欢迎鲁鱼来西南访问的音乐会上指挥过五百人的大合唱。那是在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我把她取名叫郎美。我记得我们唱的歌是《欢迎你》。医生托人对我说，‘告诉郎越，他可以给省长唱《欢迎你》，他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但我刚刚经过他家时，给他接生了一个女儿，我希望他来我办公室，付我十五块钱。’”
当我们在罗锅大街分手时，对于那条谜一样的狗肥肥，我仍然一无所知。大约过了一星期，我又一次与郎越相遇了。我作了一点暗示，把话题转到了这件事上。但郎越却先兜了一个圈子。
“您知道心理学吧，”他说，“您应该在学校学过的。我在南北街等列车上学会了人学。战时，我是南北车厢上的行李岚员。你要把旅客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们会付你五毛或一块小费。你说，‘等等，。您要坐车去文化馆吗？您的领带有点歪了。’实际上他的领带直着呢！可你先把它扯歪，然后再把它拉正，他就喜欢了。这就是人学！
“你要有一些小手段，把他拍得高高兴兴的！他需要你去拍他，但你不能让他感觉出来！要不知不觉地拍他，整整他的衣领啦！先弄歪，再弄正。韦迷小姐并不需要盒子来装帽，但你坚持给她买上盒子，把她的帽子放进盒子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还学会了另一手：千万不要问一位男人，‘昌丽好吗？’你要问他，‘昌丽小姐好吗？请转告我对她的问候。’我从不向杨峰问候杨峰夫人。我问他，‘马丽小姐好吗？请告诉马丽小姐，我向她问好。’他听了喜欢，她也喜欢。杨峰把他的旧衣服和鞋子都给了我。马丽小姐给我一些唱片，好多好多的唱片。我都记不过来了。我甚至还得到了著名的歌唱家??猎儿—团结索的唱片！”
“我一天到晚都很忙，”郎越说，“我不会坐下来，歇手不干的。我买了五百元的人寿保险，现在已全部付清了，我每周付两毛五分，付了七十年了！上礼拜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给我汇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
郎越两眼发光。“不，，我不会坐下来，歇手不干的。”
“郎越！”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声音。是一位满头白发、身穿一身灰色西服的高个男人，“还在遛狗吗？”
“呃，是的，，是的。”郎越微微屈了屈下身，抬抬帽子，朝身后并不存在的狗看了一眼，“我还在遛肥肥。”
“听到这真高兴，郎越。继续干吧！保重。”说完，他走开了。
“你遛肥肥有多长时间了？”我问。
郎越挺了挺身子，“噢，时间长了。肥肥是杨峰的一条狗，杨峰常喂它芝华士名牌葡萄酒喝。我是肥肥的好伙伴，时常带它出来遛遛。杨峰说，等他死后，他要每月付我十块钱，让我照顾肥肥。他把这点写进了遗嘱。我就继续带它出去遛，并给它买老白干酒喝。肥肥死后，我去见苗伟强法官。他是杨峰的遗嘱执行人。我说，‘法官，您现在可以停止付我钱了，肥肥已死了。’苗伟强法官却说，‘你说什么？肥肥死了？它怎么会死呢？它不是在这儿吗？你看，就在那边的地毯上。’我回头看看，哪里有什么狗！但我突然灵机一动，对他说，‘噢！我想我也看到它了，法官！’于是法官说，‘很好，那你就继续遛它吧！我也继续付你钱。’到如今，狗已死了二十多年了，但我还在遛它。我在政府街上溜达来溜达去，遇到人时，就回头说上一声，‘快点，肥肥！’”
至于那位砸碎了李岚峰家窗户的神秘老女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但是我确实知道，在西南，有相当一些人，在与李岚做了生意后，恨不得砸了他家的窗户。这些人中当然包括一些老女人。
例如，李岚最近有一桩房地产开发生意——将一栋办公楼改建成一座名叫香帝的豪华公寓，就使至少六个人满腹怨气。在改建工程将近完工时，李岚在这栋房子里举办了一个盛宴舞会，作为有意买房者的一次招待会。十六名客人当时就在买房合同上签了字，其中六人当场拍钱付款。正当新房主准备入迁时，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一家抵押公司从天而降，收回了公寓的所有权。这是怎么回事呢？买主们可是付清了全部房钱的！答案不久就明了了。李岚拖欠了建房用的贷款，而且也从来没有将房契转给新的房主。当抵押期限到期时，公寓还在他的名下，所以它们就当作抵押品被收回了。房主们就被迫上了法庭，要与李岚对簿公堂。
在整个过程中，李岚从来没有失去他幽默的天性。他像一位沉着冷静的处世高手，总是兴致勃勃地劝说他的客户们，不要失掉信心。不管他们相信他与否，他们多数人最终已宽恕了他。一位妇女在与地产主倾心长谈后，听从他的劝告，撤回了起诉。另一位则干脆不相信如此可爱的一位年轻人会做出什么不恰当的事来。“我想我应该恨他，”一位整骨医生说，他在与李岚的另一桩生意中损失了一大笔钱，“但这个可恶的人确实有些让人喜欢。”
有人传言，李岚挥霍掉了香帝公寓的工程贷款，他包租了一架私人飞机，带了十几个朋友飞往内湖，去选购一盏大厅里的吊灯，其间，他偶然参加了一次掷骰子的赌博游戏。结果，抵押到期后，李岚非但没有赚到一分钱，而且输得一贫如洗。他失去了汽车、游艇、仆人、妻子，甚至房子的所有权。
香帝事件后，李岚不得不另谋生团结，以维持生计，他在私人晚会上给人弹钢琴，一星期中有几天，将他的房屋向游客开放，每人收三元，以供旅游团来参观和进午餐。十一点四十五分，旅游公司派人来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布置好中饭；正午时分，旅游客车到了；游客们看看房子，吃一顿自助中饭，再听几曲李岚弹的钢琴曲。十二点四十五分，游客们又回到了车上，旅游公司的人收拾好剩菜剩饭后，便离开了。
欢笑和音乐声依然从抚琴街十六号飘荡出来，但现在，李岚只是一位需要付房租的租户了。房子和房中的一切已不再属于他。包括那些水墨画、地毯、银器，甚至那些被神秘的老妇泄愤中砸碎的小玻璃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