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很没有模样。地上贴着浴他里头的那种瓷砖；且还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人造革的沙发全磨出了极不雅观的坐痕，屁股常坐的两块油亮，四周是黑色污垢，墙上装模做样挂了几只钟表示不同国家的时刻，但只有中国的时针在走动。 我失声道：“我们住招待所？” 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 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 “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费了很大劲。” “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 “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 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 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 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 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我说。 “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 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皮包。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手续就清了。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许多。我从床底下勾出拖鞋，趿上，准备到王先生房间视察一番。 王先生锁好箱子。说：“你休息吧。我得另找住处。” 我跌回床上。 王先生苦着脸说：“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必须住在方便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住在方便游玩的地方。金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王先生和他表弟并肩走出招待所。他们满面喜色交谈着，上了一辆出租车。两小时之后，我被电话铃吵醒。王先生在电话那端说：“我住在西苑饭店。 电话是八三八０二二七转一五０一房间。有事随时联系。］ 挂上电话后我穿着拖鞋就下了楼。我问总服务台一个年轻男孩：“西苑饭店几星级？” 男孩说：“四星。” 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 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 小姐坚持：“就是三星。” 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不够。 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 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 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 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 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