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 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 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 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 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 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 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 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 “同志你贵姓？” 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 “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 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 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小块。 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 “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 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 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也还是到武汉看我。我们是朋友了。 拨通了电话。我说：“喂，我找老阿山。” “请问您哪位？”北京人，说话文明礼貌。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老阿山吧？” “我是，请问小姐芳名？” 老阿山没听出我的声音。为调动我们曾通过多少电话。那时候我只对着话筒呼吸他就知道是我。 我想多说几句话看看。我说：“我的名字叫红。” “噢，林燕红。燕红。你好。” 我叹了一口气。 “小姐您别叹气。我知道您是谁，可我不敢说。我不敢相信您会给我打电话。” 老阿山肯定又错了。老阿山在小姐世界里邀游，眼花缭乱。 “红霜！红霜小姐您好！” 我说：“多好的记性。” 老阿山如释重负。说：“怎么会记不住您呢？那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有几个漂亮小姐？就您一个。” 我为老阿山高兴。一个专业性杂志的编辑混到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了。我笑了几声。 “对不起，小姐。您到底是谁？请高抬贵手。我们导演成天和演员打交道，女孩子太多了。如果您也是要求上片子的小姐，请直接报姓名，否则我只好挂电话了。” “恭喜你成导演了。你挂电话吧。”他不挂我倒准备挂了。 “啊！听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 我不挂电话了。我说：“老阿山，你呀，变化可太大了。” “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伤心地说：“我没开玩笑我——” “你住嘴。你这个小东西还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我故意逗你的。京城一枝花，大名鼎鼎的名记谁不知道。你写我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见了，棒极了！说正经的，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菜？北京城里的餐厅，点什么我带你去吃什么！”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说：“老阿山。我是眉红。” 老阿山惊叫一声：“眉红？”好半天没声音。是一盆凉水浇了头的感觉。我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血压偏低。我使劲对着话筒叫喊：“喂喂！喂喂！你没事吧？” “你杀了我吧眉红。”老阿山换了一副低沉的一本正经的嗓门。“我操！我他妈真出丑了。眉红，你千万别当真，我在拿那女记者开涮呢。她丫倒真够名妓了。现在还能和女人动真情吗？当然除了你，你是纯洁的。” “得。请别涮我。我从生下来就沾染世尘，早不纯洁了。” “哦，对了眉红。你现在在哪里？” “我当然在武汉。” “多遗憾。要是在北京我可以请你吃一顿饭。有事吗？” “没事。没事闲得手痒，拨个电话好玩。” “真羡慕你。我操！我他妈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挣钱太不容易了。整天与一些傻调打交道。现在北京尽他妈傻Ｘ！” 我扭头看了看门。“我们领导来了。”我们领导当然没来，我在这么想象，凭借想象好撒谎。我说：“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再见。” 我倒在床上休息。我想老阿山当个编辑都极不称职，错别字连篇，怎么导戏？难怪我们的电视剧绝大多数不能看。 毛同志天黑进门。跛着累坏的脚，用湖南普通话向我大声控诉北京的一日几游，旅游车巧立名目收很多钱，但每个景点只让旅客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走。而且所有的参观门票还是游客自己掏钱买。毛同志一会儿说游了三处，一会儿说游了五处。都气糊涂了。 “小眉你是不是也到北京旅游来的？” “是想好好玩一下。” “好好？现在谁会让你好好地玩？告诉你，你千万别坐游览车！” “也许我是不会去坐。” “没有也许，就是不坐！”毛同志搬起赤脚在台灯下察看水泡，硬逼着我答应她决不去坐北京的游览车。她说：“我是前车之鉴。你看看！看看！钱花了一百多块，玩没玩好，吃没吃好，脚上还打了泡，导游小姐像撵兔子一样撵你，能不起泡？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你说呢？” 毛同志把我逗笑了。我说：“对。我决不上他们的当。” 毛同志也笑起来。 毛同志洗了澡，躺在床上，大叹一气，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么搞下去，我们中国还得了？” 我扭头望毛同志。我在北京这几天也不如意，可我压根就没由此考虑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感到湖南人了不得，天生博大的革命胸怀。 我问：“毛同志您是韶山冲人吗？” 毛同志答：“长沙人，和毛主席是大老乡。” 毛同志睡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披上衣服靠在床架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打瞌睡。毛同志说：“小眉你先睡，要不我打鼾吵你睡不着。昨天我是坐火车坐得太累了。”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儿喜欢毛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