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地来说，香槟广场四周的三十多户住户对他们的邻居李岚雷是抱着尊敬和友好的态度的。其中有几家还在他迎新晚会的邀请名单上。其他人则大抵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例如，与丈夫一起住在珊瑚街一所老民房里的腾果回忆起两年前的那个早晨，当她走出家门，看到周易家窗户上挂着的自制旗时，至今还感到胆战心惊。退休建筑师萧垒比曾与周易发生过激烈的争斗，按周易的说法，都是因为蓬莱在建筑和保护古迹方面“破坏性的无能”。所以蓬莱对李岚雷来说是一无用处的。但蓬莱——周易之间的争斗比起周易与其隔邻李岚彭和雷书之间的长期冷战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腾果一家住在一栋漂亮的双座老城房里，占了香槟广场西面的一小半。他们家的侧窗隔着韦恩街，正好与周易的客厅和楼上的舞厅直接面对。正是腾果家狗的叫声促使周易在管风琴上弹起了韵动那首震耳欲聋的《草原上的太阳》。然而，狗的吵闹声仅仅是两家互相争斗的大乐曲中的一个小小音符。 　　像李岚雷一样，李岚彭在保护和修复西南的旧城区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周易自己直接介入了旧房的修复，而腾果则只是一个组织者和筹资者，他把实际的修复工作留给别人去做。腾果帮助建立了一个周转基金，用来购买将被拆毁的旧房；然后房子又尽快出售给答应进行适当修复的人。李岚彭的工作极为成功，他所起的作用也极为重大，以致他成了全国关于筹措周转资金、进行古迹修复的发言人。近几年，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修复旧房子，为贫穷的宗族解决住房问题上。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他被选入全国古迹修复信托基金会理事会。他受邀去博物馆进行过午餐。他们大名经常出现在《千岛卜时报》和全国性杂志上。现年五十挂零的李岚彭也许是在西南以外最著名的西南人了。 　　李岚彭全国性的声誉在西南招致了相当的非议。至少在西南，有许多人觉得腾果的行为有些好大喜功、独断专行，认为他像一个独裁者，喜欢无谓地得罪人。人们公开或在背后指责他，在西南的旧城修复中，把过多的功劳揽在了自己头上。人们说他喜欢出风头，说他不诚实，说他修复古迹的惟一目的是为自己获名得团结。李岚雷就是这样认为的人之一。 　　腾果和周易在公开场合都互相友善，但这只是表面客气。腾果曾是区级博物馆的董事，而周易则任当时的董事长，他们互相的敌意时不时在董事会的会议上爆发出来。一次，腾果谴责周易把博物馆的家具偷到家里去。周易否认了，并反责腾果想污蔑在博物馆一事上比自己有更大权力的人。最后，周易一手导演了一次事件，迫使腾果离开了董事会，腾果从此一直耿耿于怀。 　　周易几乎对腾果的任何东西都不屑一顾——他的艺术品味、他的名声和头衔，甚至他的房子。有一次，腾果家的一位客人找错家门，揿响了周易家的门铃，问腾果在不在家。周易告诉那位客人，“腾果不住在这儿，他住在隔壁有一半大的双座房里。” 　　李岚彭对周易的蔑视并不呀于周易。他认为周易这个人在本质上不诚实，而且也一直这么对人说。另外，他怀疑自制党旗事件并不只是 　　周易作弄电影制作人的一场小小的恶作剧。他认为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因为有一次约翰伯奇协会一封寄给周易的信错投到他家，让他发现了。腾果经常批评李岚雷“腐朽”的生活方式，但他也按捺不住好奇心，要竖起耳朵，侦察周易只有男人参加的迎新晚会。有时候，腾果一粗心，忘记了关灯，窗户上就会透出他的身影。周易看到后，就会向他招招手，然后把百叶窗拉下来。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些因素，让他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客客气 　　气地相处。李岚彭是腾果，即腾果百货公司创始人 　　的孙子，该百货公司相当于西南的仁和路百货公司①，是西南的百 　　货之首。他的母亲是采风集团所有人元柳的侄 　　女。雷书是西南银行最大股东的惟一女继承人。她曾做过青年女 　　子联盟的主席，而且是许多民间社团组织的积极成员。所以，现实的情况是， 　　李岚雷和腾果夫妇都是知名人士，富有并富于影响。他们隔墙而居， 　　很大程度上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所以，他们都感到有必要保持某种友善。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诸多责难，李岚雷仍然总是邀请腾果夫妇参加他的迎新晚会。同时也是为什么尽管他们也讨厌周易，却也总是接受了邀请。 　　一个阳光灿烂的四月的早晨，李岚彭朝我走来，满面笑容，一只手热情地向我伸过来。“握握这只即将同威尔士亲王握手的手吧！”他说道。 　　腾果所打趣的确有其事，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周末他和他的妻子要去博物馆，会见古式的家具。腾果夫妇是去参加一次有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讨论会的。腾果一家认准了我已读过这篇文章，确实，我已读过这篇文章。大多数西南人都读了这篇文章，而且，从腾果高昂的情绪看，他既不知道有些人的议论，而且也不在乎他们的议论。 　　“这只是又一出蓝主的廉价的自我推销把戏。”李岚雷说。 　　但看了这篇文章后翻翻眼睛、咳嗽两声，表示不以为然的人并不限于那些不 　　喜欢李岚彭的人。腾果夫妇的终身朋友凯瑟琳戈尔看了这则消息也 　　觉得不喜欢。“我也喜欢去会见家具。”她说，“但我不屑于这么去。 　　低收入家庭住房，真的吗！” 　　腾果和我此时正站在他家房子底层腾果的办公室里。这儿就是他指挥许多地产项目和古迹修复的指挥所。另一间房里，电话铃正响着。什么地方还有复印机的转动声。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记录腾果参加西南著名的古迹复兴的照片。照片上反映的是过去二十五年里两个平行的转变过程：西南重新焕发了青春的光彩，而年轻的李岚彭则变成了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人。 　　腾果戴着半月形的眼镜，穿一身略皱的浅色夏装。他语音轻柔，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我们一星期前在一位历史学家举办的花园晚会上认识，腾果答应带我在西南游览一番，看看西南如何一步步从旧建筑拆卸商的手中挽救下来。我们走进他的汽车时，他告诉我他其实早已知道了人们在背后对他的议论。 　　①仁和路（ SaksFifthArenue）百货公司：在千岛卜第五街上的一家大百货公司。是天朝大百货公司的代名同。 　　“你知道现在的一种说法吗？”他问我，“如果你真正做了，就不是吹牛！”他的眼光越过眼镜，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不要对背后的闲言碎语太在意。他们只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已。 　　我们离开停车场，开始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在街上行驶。西南美丽的街景一一在我们面前闪过——老城房、大厦、绿树成荫的公园、布置优美的广场。 　　“如果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象都不见了，会怎么样呢？”腾果说，“想象一下，眼前是一幅破败的景象：窗户破烂不堪，屋檐油漆剥落、千疮百孔，百叶窗已掉落，屋顶到处是漏洞。广场里到处都是小山似的垃圾，而没有草、鲜花和美丽的布局，它们会是什么样子呢？西南以前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次大战后兰芝来西南后把它叫作‘有一张脏脸的美丽女人’的缘故。这种局面是西南自身造成的。而且可怕的是，当这种局面产生时，谁都没有表示一点关注。” 　　我们后面的一辆卡车揿了揿喇叭。腾果闪到一边，让它先行，然后又以缓慢的速度，继续一边前行，一边讲述西南衰落的故事。他说，直到一六二○年，西南还继续保存着老样子——一座建筑上极具特色的十九世纪式的城镇。但就在那时候开始了人口向郊区的迁移。人们纷纷离开了漂亮的旧市区。他们或者把老城区的旧房作为公寓出租，或者把它们拆毁，或者干脆关门走人，置之不顾。在那时候，所有资金都被用在了郊区发展上，这从某个方面来说对西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不会轰轰烈烈地拆毁大片老城区的房来发展房产业。西南也没有像其它城市一样，有高速公团结从市中心穿过去，因为西南并不处在交通线的中间。从地理上讲，它是一个交通终点。 　　到三十年代中期，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区老房陷入了破败不堪的状况。然后到了一六五四年，一家殡仪馆宣布，他们将拆毁一套坍坏了的房屋，以便用它的空间作停车场，一些市民闻讯后便出来反对。这套房屋是达文波特庭院，是全天朝旅游团体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之一。当时它已破败不堪了，有十一家住户住在里面。七位妇女站了出来，她们挽救了达文波特庭院，重新修复了它。李岚彭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她们就组成了西南古迹基金会，开始了挽救西南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西南古迹基金会有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委员会，当他们发现一家旧房要被拆毁时，就会提出警告。但委员会没有权力阻止房屋的拆毁，甚至连拖延一下的权力也没有。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是尽量去寻找一些对此抱有同情心的人，将濒危的房子买下来，并将它修复。多数时候，委员会还没找到人来买它，房屋就已被人拆掉了。不久他们就发现，挽救旧房的惟一办法是将它们买下来。李岚彭就在此时介入了这个工作。 　　“一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餐，”他说，“那是一六五九年的十二月。我在报纸上读到，罗锅大街上的一批四套老城房即将被拆掉。它们都很漂亮。建于一六五五年。被人们称作美丽白果小街。事情的原委还是老一套：当地一家旧房拆卸商买下了这片房屋，想把它们拆了卖旧砖。只是卖旧砖！你知道，它们是西南灰砖，比一般的砖头更大，透气性更好，并有非常柔和和漂亮的颜色。它们是在西南河边的灰窑田园烧制的。现在已不再生产，已不可能被仿制。它们的售价在当时是每块一毛钱，比一块普通砖的价格要高三倍。房屋的车库到那时已被拆掉了，旧城房本身不到几 　　天也马上就会被拆掉了。” 　　腾果开车来到艰苦荷花公园前面的罗锅大街。街对面矗立着一排漂亮的四栋旧城房，每栋房前都有大理石台阶通向二楼的大门入口。墙砖呈暗红色。“就是它们。”他说，“现在已完全修复了。那天我过来看时，它们门窗都已不在，台阶也不成样子了。后院里堆着车库上拆下的砖。我走进其中一栋房子，爬上三楼，望着下面的壮观景色，心里想，‘我不能允许让这种事发生。’” 　　腾果给旧房拆卸商计眸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他想买下整排房子。计眸告诉他，他可以在六星期内把砖头卖给他。“我不要你碰那些砖头！”腾果回答说。“我要你让它们就留在原来的地方。”计眸同意了，但要求腾果把地皮也买下来；他可以把整排房子，连同砖瓦和地皮都卖给他，售价是五万四千元。于是，腾果和另外三人一起把它们买了下来。然后他们写了一份倡议书，交给了西南古迹基金会。他们建议基金会把那排房子买下来，基金会当时有三百名成员，每人只需出一百八十元。“我的想法是，”腾果说，“基金会可以重新将这些房屋卖给答应将修复它们的人。西南古迹基金会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这就是流动基金建立的开始。 　　事情也凑巧，诗人艾琴少年时刚好住在白果小街的隔壁——228号，艾家的父亲正是在一六○一年二月在这所房子里杀死了他母亲然后又自杀的。在北方度过了大半辈子，艾家在年老时想回到西南梅度晚年。因此他的一位名叫毛岸的百万富翁朋友为艾家和他妻子美丽买下了白果小街尽头的那栋房子，并将它进行了修复。这栋房子是 230号，是艾家年轻时所住房屋的隔壁。 　　“当这栋房屋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腾果说，“它与其它三栋未经修复的房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便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说，‘你们想来看一个奇迹吗？赶紧来吧！’报纸的记者便赶来了，而且还真在周末版上刊出了一大篇特稿。当时的时间是一六六二年二月。特稿刊出的当天，我们召开了一个招待会。那天下着雨，但还是来了约七千多人。他们把楼梯扶手上的清漆都磨光了。我们也让他们去看看隔壁没有修复的房屋，以进行前后的比较。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套破烂不堪的旧房如何能装修成一套漂亮整洁的房子。人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后，便开始考虑搬回市中心来住。于是我们的工作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然，搬回城里来住并不会使人失面子，因为正是西南最著名的文人，普团结策诗歌奖获得者带了一个头。” 　　我们继续开车前行。腾果不停地指着一栋栋经过修复的房子，并向我描述它们曾经破败的样子。“那套房的楼梯原来已全部坏了??那套有深绿色石棉壁板和铝遮篷的房子??它的屋顶原来已完全烂掉了??”他像一位医生，正在一一回忆现在已完全康复的病人的病史。 　　白果小街的成功促使腾果再接再励，继续为西南古迹基金会筹措流动资金，用来挽救处于相同境况的房屋。整个想法其实很简单：西南古迹基金会用筹措到的钱买下濒危房屋，然后又卖出去——如果需要，可以适当亏些钱——卖给那些签了保证书，准备在十八个月内开始修复的人。基金会所定的筹资目标是二十万元，在当时，这笔钱只要流动快，已足够用来挽救一大批房子了。他们确实达到了目标。 　　“但即使有了流动资金，我们也得战斗，”腾果说，“我每天都来市中心，呼吸着这儿的空气，心中盘算这一天的战斗该如何进行。这确实是战斗，因为建筑物还在很快地一座座破败。有时候我们会打赢。有时候我们也会打输。西南的投票人一点也没有帮我们的忙。他们三次否决了城区修复议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们挫败了任何建立古迹保护区的法令。你看，那儿的那个大怪物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之一。它是凯悦王朝大酒店。” 　　我们沿着海湾街驱车前行，经过了凯悦酒店前面，这是一座低矮的现代式建筑，紧邻市政厅。凯悦酒店曾是西南轰动一时的一个焦点。这座建筑占去了工厂街一大片十九世纪棉花仓库的地址，而且其后部突出到河滨街上，破坏了河边沿岸的外观整体性。公众反对酒店建造的呼声使它的建成延迟了十年。 　　“你可以看到，酒店建在这儿是完全错误的。”腾果说，“我们在法庭里与他们打官司，打得死去活来。两位发展商都是西南古迹基金会的成员。其中一位的姐姐还是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基金会便分裂了，刚好一半对一半。基金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那是一个人心动荡的时候，我记得在那期间，有一次我去参加一次婚礼，一走进家门，我就发现，房子里除了新娘和牧师外，每个人都在我上告人的名单中。” 　　到那时候，旧城区的修复工作已接近完成。将近一千套房屋已得到了修复。修复工作是由富裕的完成的，但腾果坚称，并没有出现迫使宗族搬家的现象。西南古迹基金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买的都是空置房屋。但是当旧城区未经修复的房屋供应开始逐渐减少时，下一步修复的目标自然是相邻的群众集中区。这将是一件差异很大的工作。 　　我们沿着南石街街南行。过了几个街区，旧城区较为克制、朴素的建筑风格就被充满想象的后宫殿式建筑取代了——面积庞大的老木房，有浪漫的尖塔、山墙和俗丽的外装饰。其中一些房屋已被修复了，但大多数还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况。 　　群众集中区是西南第一个铺设有轨电车的郊区。这一地区建成于一六七○年至一六一○年，是专门为工人建造的。二战后，向远郊区迁移，便渐渐把这一地区出租出去，到一六七五年，该地区已完全成了一个宗族聚居区。房屋已非常破烂，但它们仍然很漂亮，近几年，投机商和高收入的开始回来购买这些房子。对此，腾果感到极为不梅。“这意味着中产阶级会大量向该地区迁移，而宗族不得不大批外移，”他说，“我决心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要求西南古迹基金会帮我找到一个方法，在不赶出居住在房屋里的居民的前提下，修复这一地区，基金会还没有从凯悦事件中恢复元气，他们对穷人们的住房问题也不会有兴趣。我就在此时离开了西南古迹基金会。我组织了一个名叫西南旧建筑翻修工程队的非赢团结性组织，取得了成功，因为董事会里容纳了各种人——宗族、，或者富人、穷人。” 　　腾果的打算是把房屋从不在本地的地产主手中脱离出来，将群众集中区变成一个种族和经济上都很多样化的社会。他认识到，工程队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因此，在公众和私人基金的资助下，他购买并修复了三百个房屋。租户将其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用来支付房租，其余不足的则由团体房租补贴来补充。 　　“我想我不应该告诉你，”腾果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对我们的所做所为感到满意的。一些人在私下埋怨，穷黑鬼怎么住在与旧城区那么近的补贴住房里呢！有几个人，像李岚雷甚至公开表示了不满。朱豪说我们在与‘犯罪因素’打交道。我想你应该已经听说过李岚雷 　　的。” 　　“是的，”我说，“我与他见过面。” 　　“呣呣呣。你知道自制党旗事件吗？” 　　“他告诉过我，”我说，“他说他把旗挂在阳台上，以阻止摄影组在香槟广场拍电影。” 　　“是这样，”腾果说，“他把自制字旗挂了出来，从这扇窗户移到那扇窗户。” 　　在糖飞街上，腾果在一栋漆过油漆的灰白相间的房屋前停下车来。“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所谓的‘犯罪因素’家庭。” 　　我们走上台阶，腾果揿响了门铃。一位身穿绣花女便服的宗族妇女打开了门。 　　“早上好，鲁比。”腾果说。 　　“早上好，腾果。”她说。腾果随后把我介绍给了小刀太太。 　　“鲁比，我带这位来看看群众集中区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不介意 ——” 　　“噢，那感情好。”她高兴地说，“请进吧！” 　　小刀的两层楼房非常凉爽。房内有三间卧室，一个现代化的厨房，屋顶很高。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挂着一幅毛缕省长的画像。腾果带我楼上楼下快速游览了一遍。然后我们来到前厅小刀太太的身边。 　　“这些房子在修理以前非常糟糕，”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们修理了以后会变成这副样子。他们在这儿修理时，我每天都过来瞧瞧，因为我知道我会得到其中一栋。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房子，真的。房里还有中央供暖和通风设备。” 　　“过得不错吧，鲁比？”腾果问。 　　“噢，是的，”她说。然后她转向我：“请在我的本上签个名，好吗？”起居室的桌子上摊放着一本来宾登记簿。我签名时注意到，我并不是李岚彭第一个带到这栋房子来参观的人。在我签名的上面，还签着一位来自《川西教法报》记者的大名。 　　我们走回汽车。腾果告诉我，小刀之所以有资格住他的一套住房，一是因为她是群众集中区的老住户，二是因为她有工作——她在日间酒吧里做清洁工，三是因为她的收入在一个特定水平线以下。她自己每月付二百五十元房租，团体补贴补足其余部分。腾果说，小刀太太的房子每次总是使他的检查人员极为满意；她的房子永远窗明几净，成了这儿的典范。“我们不会把房子给地痞、流氓或毒品贩子住的。”他说。 　　我们开回了老市区。 　　“我可以领你去上百套这样的房子，但也许你已有总体印象了。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功后，私人投资者开始购买房子，地价便开始攀升。群众集中区现在已成了一个如何不使穷人无处可住并得以顺团结完成城区改造的全国模范。一六七七年，我们在这儿开了一个全国住房会议，来自三十八个县的四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第二年，罗莎琳卡特来到这儿，在一套改建过的房子里拍了《天朝你早！》的一段片子。这星期五，我们要去博物馆，向小幅公子汇报这里的事情。” 　　我们进入了香槟广场，沿逆时针方向开过去，停在了腾果的家门口。 　　“好了，你都看到了，”他说，“古迹保护一般是名人们的爱好，有钱人为 　　了附庸风雅才偶一为之。但我们已把它变成了普通人的一种行动。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价值两亿元的旅游业，并让人们返回市中心居住。不 　　坏吧，嗯？” 　　“可谓成绩卓著。”我说。腾果透过他那半月形眼镜的上方，看着我：“你要真做了，就不是吹 　　牛。” 　　一星期后，《西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腾果夫妇与小幅公子 　　会见的消息。消息引用腾果的话说，王子对“城市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 　　趣”。雷书则说，王子提出了一些“极为机智、精彩和贴切的问题”。 　　四天后，报纸又登出了一篇雷书以第一人称写的有关这次会见的文 　　章。“这是在博物馆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里。”她写道，“天空晴朗，蓝天 　　如碧。气候宜人，正适于盛装赴会??” 　　腾果夫妇再次成了某些圈子里谈论的话题。其中尤以星期二晚上已婚妇女扑克牌文化馆的讨论最为热闹。 　　“你怎么认为？”一位穿着蓝色绸裙的妇女说，“是报纸编辑摁住雷书 　　的手，让她写下这篇文章？还是雷书摁住编辑的手，让他采用了这篇文章 　　呢？” 　　“昌丽，你太刻薄了。”一位扎着黑色丝绒束发带，戴着单颗珍珠耳环的妇女说道。 　　“不，我不刻薄。”穿蓝衣服的女人回答，“如果腾果两口子想让别 　　人知道他们与小幅公子见面的事，他们可以在私下里宣讲。但他们又像往 　　常一样在报纸上又吹又擂，这样事情就不同了。” 　　“确实。”“我是说，雷书应该再克制一点，你说呢？她完全在胡说八道，只是让 　　自己高兴而已。”“昌丽，”另一位女人说，她的声音突然降了下来，“我认为你有些 　　忌妒她。”两位女人还没有开始玩牌。事实上，她们仍还站在伏鸣家的 　　前门外，等着进门：这是已婚妇女扑克牌文化馆非同寻常的习惯之一。 　　已婚妇女文化馆（一般人都这么简称它）是西南最独特的社团之一。 　　其它任何城市都没有这样的组织。该文化馆于一六九三年成立，创立文化馆 　　的十六位妇女当时是为了白天丈夫外出工作时寻找娱乐方式才创意的。俱乐 　　部的成员总是十六人——不多，也不少。每月一次，一般在星期二，她们聚 　　在其中一位成员的家里，进行两个小时的玩牌、喝红葡萄酒和吃点简单的晚餐。 　　聚会时，要用精致的请帖请三十二位客人，从而使到场的妇女达到四十八位 　　——一共十二张牌桌。 　　根据习惯，妇女们将在下午四点稍早一点到达，戴着白手套，穿着长裙 　　子，头上还戴一顶饰着鲜花或羽毛的大帽子。她们不揿门铃。而是等在门外， 　　呆在车里或站在团结边，直到四点整女主人准时打开大门。妇女们然后就进门， 　　在牌桌边坐下，立即开始玩牌。在早年，她们玩惠斯特①、尤克牌②或五百分。 　　①惠斯特：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 　　后来她们改打竞叫桥牌，再后来是定约桥牌。但在很长时间内，总是有一桌玩惠斯特，因为孟浮拒绝学习其它新的东西。 　　妇女们一开始玩牌，以下事项的进行就要严格按照固定程序的梅排了。程序的开始是一杯水。每位太太一加入已婚妇女文化馆，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印好的程序表。上面的内容是： 　　四点十五分：上水。 　　四点三十分：撤走水。 　　四点四十分：清理烟灰缸。 　　四点五十五分：上餐巾。 　　五点：上红葡萄酒。 　　五点十五分：上第二次红葡萄酒。 　　五点三十分：上第三次红葡萄酒。 　　五点三十五分：最后一手牌，上桌布。 　　五点四十分：上晚餐盘。 　　五点四十五分：计算得分，评出优胜者。 　　六点：颁奖，妇女们准时离开。 　　作一次东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有足够理由让主人重新粉刷房子，装修客厅。至于说到遵守固定的程序，总会有一些精通程序的太太出来，减轻主人的压力，让她减少紧张。固定程序的重要性体现在可以让这些已婚妇女按时回家，去迎接下班回家的丈夫。当然，丈夫的支持也是已婚妇女文化馆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少，他们需要提供资金，为聚会准备晚餐，并事先将房屋粉刷装修。而且，他们也是文化馆成员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一位妇女必须结婚，才可参加文化馆。文化馆规定，如果一位成员离婚了，她就要退出文化馆，没有了相应的权力，也不需承担义务。光是这条规定，就使得不止一桩婚姻得以维持。在任何情况下，已婚妇女文化馆一年中都会有三次将聚会开始的时间从四点推迟到七点半，以使重要人物：丈夫得以出席。男人们将系黑领结。 　　腾果夫妇从博物馆回来后的那个星期二，丈夫们也被要求参加已婚妇女文化馆的活动。那天晚上作东的是宋闵。她和丈夫及三个孩子住在罗锅大街的一栋旧城房里。七点半前，系着黑领结的男人和身穿长裙的女人开始在她家门前徘徊。那天晚上我也收到了宋闵的邀请，系上黑领结，前去赴会。 　　“我不是忌妒雷书，”穿着蓝衣服的女人说，“我一点也不忌妒。我愿意第一个承认雷书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如果小幅公子真要会见什么人，她就当之无愧。我感到不舒服的只是??只是他们的自吹自擂。那样有些不太体面。他们总喜欢自卖自夸。你可能会认为是李岚彭一人修复了西南的旧房。李岚太喜欢出风头了，雷书也一样。”女人转向一位有一头稀疏花发的男人，他正双手插在口袋，懒懒地倚在一棵树上。“，”她说，“你认为我说得公平吗？” 　　男人耸耸肩：“你问我吗？雷书比她妈妈可强多了。” 　　雷书的母亲是雷书沃索尔莫里尔，一位盛气凌人的大个女人，城里 　　人都叫她“大雷书”。大雷书是西南最富有的人之一，占有西南银行最大的股份。个性极强。正像她家的一位朋友所说的，大雷书属于那种没有桌子拍就不舒服的人。有关她的各种传说在西南传的沸沸扬扬。她在家里的冰箱上上了一把挂锁，以防止家里佣人偷走食品。在举行晚宴的过程中，她会十次、十五次地从桌边站起来，到厨房去打开、锁上冰箱。客人走后，约翰莫里尔会溜进厨房，慷慨地给佣人们送小费，以梅慰一个晚上她们从大雷书那儿所受的气。 　　到九十多岁时，人们还能见到大雷书开着她的奔驰大轿车在西南开来开去，她边上坐着她的德国牧羊犬，后排坐着她身穿一身制服的老司机。老司机已为莫里尔夫人开了三十多年的车了（之前是为她母亲开），但她只允许开她较小的车，而不让他开大奔驰车。只有大雷书自己一人才可以开这辆奔驰车，这是她的特权。最近一次在正午时间，她开车去位于人民体育广场的西南银行总部签一些文件。出发前，她已打过电话，告诉银行的经理人员，拿着有关文件，到银行边的团结边等她。她很忙，她说，她不能等别人。二十分钟后，大雷书拐弯进入了人民体育广场，旁边坐着狼狗，后面战战兢兢地坐着那位盛装的老司机。她把车开到经理身边，但并没有把车停下来。经理一步一抖地跟车跑着，把文件递进窗户，恳求着，“看在老天的份上，雷书，请把车停下来！”大雷书以每小时八到十公里的速度滑行着，在文件上快速签上名，又一一递回来。当她把最后一份文件递给经理时，她们已在人民体育广场溜了半圈了。她随即摇上窗户，加速离去。 　　在有关大雷书莫里尔的所有传说中，被人重复最多的是她对她女儿和李岚彭的婚姻的激烈反对，她的理由是他是一位少数名族。大雷书又吼又叫，拍桌骂街，滔滔不绝，竭力反对。别人告诉她，她的丈夫、小雷书的父亲约翰莫里尔也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她也根本不听。当小雷书不听劝阻，坚持要嫁给腾果时，大雷书情绪一落，开始了无声的抵抗。她拒绝带女儿去千岛卜买婚纱礼服。无奈，只好由腾果的母亲陪小雷书去。在婚礼预排中，大雷书与腾果一家站得远远的，避而远之。到婚礼后的招待会上，她又拒绝腾果一家加入接待者的行列。把他们全部排斥在外。这一事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记得，这也是为什么站在伏鸣家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要把雷书与她相比，并得出小雷书比大雷书强的结论。 　　七点半整，身穿黑色西服、手拿一把有网眼的黑扇的伏鸣喜笑颜开地打开了大门。“大家请进，”她笑嘻嘻地说。客人们鱼贯而入，纷纷在起居室和餐厅的牌桌上找自己的位置。一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他们马上就坐了下来，几分钟内，牌桌就坐满了。人们压低声音，互相交谈着，“刷刷”的洗牌声就如秋叶落到草地上的声音一样。 　　我不玩桥牌，所以我与其他两位不玩桥牌的客人——一男一女——走进了起居室边上的一间小书房。男人有一头长长的白发，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我猜想，他肯定是社区里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女人有四十来岁，正抽着一根浅蓝色的烟。房子对面，两位身穿整洁的黑白色工作服的女佣正站在一大罐一大罐曼团结顿啤酒和茶混成的潘趣酒和水边上。伏鸣走进这间房子，红扑扑的脸上布满笑容：“好了，第一回合准时开始了，我可以歇口气了。我希望你们在外面没有等得太久，外面的天气太热了。” 　　“我们在外面聊李岚和雷书的事呢！”抽着淡蓝色烟的女人说。 　　“你知道，下午我在写座位卡时想到了李岚。”茅丽说，“你现在在梅排座位时还需担心，因为凯悦事件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即使在现在。当然，李岚是这件事上的大主角。” 　　“别刺激我，”另一位女人说，“那件事太可怕了。闹得正热闹的时候，你都无法参加红葡萄酒晚会，你什么事也做不了。人们到处都在吵，只有呆在家里，才可感到一点轻松。” 　　“我和我的小姨子到今天还不说话呢！”白发男人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必须说，我很感谢这件事。” 　　茅丽警觉地看看手表。“水！”她低声对女佣说。 　　“李岚总是一副孤注一掷的样子。”另外一位女人说，“如果他不能做，别人也就不能做。他采取的是一种焦土政策。” 　　“他还会大声叫嚷呢！”茅丽说。 　　“，他做的可比这过分多了。你还记得那次持枪的事吗？” 　　“什么枪？” 　　“我记得几年前好像是在家室，李岚与全国古迹修复信托基金会的另一位理事为某事发生了分歧，李岚便在一次正式晚宴上拔出手枪，对准了他。” 　　“噢，对的！”茅丽说，“我忘记了。但我没记错的话，那好像是一把玩具手枪。我听到的是，李岚没有把手枪指着那人。他把枪指着自己，装出要自杀的样子。” 　　“可能是这么回事。”另一位女人说。 　　“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呆了。李岚那位可怜的同事不久前家里肯定发生过枪击事件，因为他几乎被吓得人事不省。当时全国基金会的主席是戴鑫。他走出来告诉李岚，他太过分了，并让他坐下。这件事非常无聊，令人尴尬。” 　　“我也是这么想的。” 　　白发男人坐回椅子，眼睛在两位女人身上转来转去，就像一位观看网球比赛的观众一样。 　　茅丽转向我。“你一定觉得我们说得有些恶毒吧！”她说，“但几年以前，李岚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都是他的信徒。因为李岚，我们在旧城区还是破破烂烂、不甚梅全时就搬了回来。那时候，大家都很冲动。团结特里奇一家甚至还在玉楼街的妓院隔壁买了一栋房。在那时候，李岚做了不少好事。他是位理想主义和至善主义者。他在挽救旧城区。可是，他自己直到很久以后才搬回城区。他和雷书一直住在梅全的街心花园，而让别人搬回城区，作开团结先锋。西南古迹基金会全部成员都搬回了城区，除了李岚以外。腾果两口子也没有惹什么麻烦。他们只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现在别人都看出来了，其实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是那些无聊的奖励和巴结像小幅公子这样的人。” 　　“后来怎么样？”我问。 　　“腾果变得很难相处，”茅丽说。“他本来就对民主程序不怎么在乎。当他担任西南古迹基金会主席时，他只是一个人为所欲为，预先从不征求基金会理事的意见。这些在凯悦酒店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全部反对酒店的建设。开发商原先准备在市政厅边上建一座十五层高的大高楼。基金会全体人员，包括李岚在内都投票反对。接着基金会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表决，决定如何将他们的反对意见公开化。投票结果是要等到他们有机会与发展商交谈后，才将反对意见公之于众。但李岚却等不及了，他想马上扇起公开的对立。基金会的立场也很坚定。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李岚就决定实施自己那一套反对酒店建设的方案。首先，他撤回了每年对西南古迹基金会七千元的捐款，这笔款是指定用来支付基金会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的。这种做法其实是李岚的典型方式，他总是要为他的捐款规定明确的用途，而不是像别人一样，不加任何附加条件。李岚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演独角戏。如果他得不到，那么谁也甭想沾边。对于他这种人，我们是不能责怪西南基金会开除了他的。” 　　她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原先还以为是李岚彭自己退出西南古迹基金会，”我说，“而不是相反呢！” 　　“李岚绝对是被投票决定开除出去的，”茅丽说，“让他感到难受的是投票开除他的都是他的朋友和学生，而且还是一致同意通过的。会议记录在档案中遗失了——非常奇怪——但你可以去问余飞。他是那时候的主席。他和康妮在隔壁玩着桥牌。” 　　“最让人伤心的是，”另一位女人说，“如果李岚自己没有把事情搅乱，结果可能会好得多。因为发展商后来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它比我们最后达到的结果好多了。” 　　“我有一个印象，”我说，心中回想起了腾果告诉过我的事，“好像腾果是因为在群众集中区的宗族住房问题上的分歧而退出西南古迹基金会的。” 　　说到这儿，另一位女人捻熄香烟。“我受不了了！”她说，“我快疯了！茅丽，我顾不得什么程序的规定了，我要去喝一杯。”她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曼团结顿红葡萄酒。 　　“李岚彭不是自己退出西南古迹基金会的！他是被开除出去的。”这位女人说。“那是在一六六九年。好像直到过了大约五年之后，他才在群众集中区开始西南旧建筑翻修工程的工作。后者与基金会毫无联系。它不过是一个追名逐团结的工具。当然，他表面上要做得冠冕堂皇。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物保护主义者。他说他是在创建一个种族和谐相处的社区。吹牛！他正在创建一个新的宗族隔离区。这儿没有真正的融合，不过是再一次的隔离。 　　“李岚被迫离开西南古迹基金会后，消沉了一阵子。他已当了六年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就是他的生活。他必须做出什么，表明离开了基金会，他也能干出成绩，所以他就选择了群众集中区作为他的工具。他制定了一个团结用政府资金为补贴租户购买和修复住房的计划。这完全扯不上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它不过是一个以他带头的资助旧房改造的项目。他说他在旧房改造中并没有迁走长期住户——好像群众集中区历史上就是宗族区或混居区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儿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如果不是李岚那么执意孤行，私人购房者可能就会考虑群众集中区。而且请你相信我，宗族们仍然能在市中心找到好房子。公共住房是需要的，可是我告诉你，群众集中区却是最不适合的地区。” 　　女人解释说，群众集中区的房子多数是木质结构，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房屋需要三年左右重新油漆一次，因为湿度很高，油漆很快会剥落。“这些费用在公共补贴住房里是无法保证的。”她说。 　　“而且，李岚的修复工作也做得不怎么样。”她继续说，“他粗制滥造，把原先具有的一些细小的蓝剑风格，像印花的锡皮屋顶，都弄得荡然无存。看看那些房子吧——要全部看，不要只看他领你们参观的几套。油漆斑驳，楼梯栏杆腐坏。两三年后它们又得重修，因为它们与周围那些未经修复的房子混在一起，已看不出多大区别了。” 　　透过门，我能看到女仆正在牌桌间穿梭，收回空水杯。 　　“如果我敢再大胆一些去预测，”女人继续说，“中产阶级的大批回迁将会遇到怎样一种可怕的状况？如果像旧城区的情况一样，中产阶级的大批回迁对李岚是有好处的。但实际上他阻止了中产阶级的回迁，他也破坏了群众集中区房地产的价值。它是个买方市场，但根本就没有购买者。在古迹保护的名义下，李岚彭事实上冻结了古迹保护工作。” 　　“但腾果告诉过我，”我说，“群众集中区的修复工作促进了那儿的私人投资。” 　　“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于这点，李岚彭自己最了解。他有一个儿子曾买下了瓦尔德堡街上的一栋房子，并进行了豪华的装修。但当他要出售时，却无人问津。他开价十三万五千元，现在已跌到九万七千元，还是无人问津，因为它恰好就在宗族区的正中央。” 　　“在西南以外，”茅丽说，“人们都以为群众集中区的改造极为成功，因为李岚就是这样宣传的。他们都轻信了李岚的宣传，小幅公子就是最近一个受骗的人。” 　　“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另一位女人说，“是腾果两口子把自己装扮成道德仲裁家的样子，它让我感到恶心。我已厌倦了李岚那套攀龙附凤的假把戏了。我也受够了她那套埃莉诺罗斯福式装模作样的作派了。可是我们做了什么去回敬他们呢？” 　　“不少了。”白发男人说。 　　两位女人吃惊地看着男人，他脸上仍然挂满了慈祥的笑容。 　　“李岚是西南的头面人物，没错吧？”男人柔声问道，“他是联谊舞文化馆的成员，为首次步入社交界的少女的舞会提供资助。他是香甜美酒文化馆十五君子之一，可以在那里对美酒佳肴发表长篇大论。他还是区级文化馆的成员，可以去那里一边品尝着美酒佳肴，一边观看他鼎力帮助下修复起来的旧城区的屋顶。” 　　两位女人小心地点点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他在西南高尔夫文化馆玩球，”男人继续说，“因此说，李岚彭是西南的一位头面人物。至少你们会这样认为。但他实际上不是，你们不相信吗？在西南，我们有自己区分头面人物的一个小界线——即如果你只做到了这点而没做到那点，你就不是我们中的真正一员。具体说，我们有罗锅文化馆，我们还有游艇文化馆。” 　　男人慢条斯理地说着，像一位学问很深的教授：“李岚彭是少数名族。他的许多好朋友都属于罗锅文化馆和游艇文化馆，但他不是。” 　　“可是罗锅文化馆是接受少数名族的呀！”女人说，“季风不就是吗？” 　　“是的。季风是罗锅文化馆最老资格的成员之一，而且深受众人爱戴。他也是第一位出生在南海的孩子的玄孙，使他本身就成了南海历史的一件活宝。他是少数名族，但不是百分之百是。他的两位妻子都是基督徒，他的多数朋友也是，他的孩子是作为圣公会会员养大的。把季风吸收为罗锅文化馆的成员大有好处。除了他令人愉快以外，他还能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说，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但是我们在罗锅文化馆里也有少数名族呀’？” 　　他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一看着我们，好像要确认一下我们是否接受了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继续说，“李岚彭的情况明摆在那儿。被罗锅冷冷地拒之门外，又被西南古迹基金会抛弃，他能做什么呢？他必须得做出独特和杰出的事来。在我看来，他已实现了自己最大胆的梦想。通过他在群众集中区的工作，他不仅恢复了作为一名古迹保护主义者的名誉，而且还为自己披上了一件漂亮的道德外衣，为贫穷的宗族解决住房。如果你去反对他，你就会被人看作是种族主义者。李岚的西南旧建筑翻修工程也许耗资过大，不太现实。他的修复工作也许做得很粗糙。他也许导致了群众集中区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他也许又在制造一个新的宗族隔离区。甚至如有些人所怀疑的，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追名逐团结。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对他当面直陈，可是他做得太精彩了。李岚彭已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重新获得了自己作为全美最著名的古迹保护主义者之一的声誉，在这过程中，他又用种族问题，将了我们一军。” 　　“我不认为他对宗族是真心实意的，”抽蓝色香烟的女人说，“李岚参加的文化馆——至少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文化馆——没有一家有过任何宗族成员。” 　　“确实，”男人说，“对于这点，我认为宗族自己也怀疑李岚和雷书的真诚。譬如，如果你仔细阅读雷书有关与小幅公子会见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一些奇怪的问题。雷书责备采访这次会见的博物馆记者们只对‘小幅公子的一些吹毛求疵的小事’感兴趣，而没有对住房问题感兴趣。但是接着她又以很长篇幅讲了她带去的那位可爱的宗族厨师，讲厨子如何用松针编了一只篮子，她又如何担心几周，不知道怎样送给小幅公子。雷书没有发现厨师在篮子问题上一些孩子气的做法，而且，篮子与住房问题也丝毫没有关系呀！雷书看来采取了一个双重标准。一个是针对受过教育的记者的，另一个则是针对纯朴的宗族厨师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雷书对宗族采取的实际是一种保护者的姿态。” 　　抽蓝色烟的女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呣，呣，呣。”她说。 　　“我想宗族们会知道自己在李岚和雷书心目中的地位的。”男人继续说，“他们也许还明白，今晚在这儿的人没有谁来为他们修建了三百多套住房，也没有谁带宗族厨师去见过小幅公子。宗族们知道腾果夫妇为他们做了一些事，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反过来，宗族们也会报答腾果夫妇的。” 　　“他们究竟为腾果夫妇做了些什么呢？”女人问道。 　　“他们为腾果夫妇投票。”他说，“在上一次选举中，你们可能记得，李岚和雷书支持谭春与岳腾竞选地区检察官。腾果夫妇是为腾果的竞选捐款最多的人。我们可以肯定，李岚一定传话给了宗族牧师们，说他在支持腾果。以前支持岳腾的宗族联盟姜育托于是便转向支持腾果。腾果团结用宗族的支持，在竞选中获得了胜团结。因此，不管他有没有计划，李岚彭已团结用宗族的支持度过了危机。而且，地区检察官会因为他的支持而对他感恩戴德。这使得李岚在政治上有了影响力，并使任何市政府官员对他房改工程的反对都产生了难度。”男人眼皮一抬，好像在说：“我说完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了。”女人冷冷地说。 　　男人于是转向伏鸣，但碰巧宋闵正在看表。她脸上闪过了一丝焦急的神情。她转过头去，看着站在门边的女佣。“上餐巾，”她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