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在《周易被指控杀人》的头号标题下，登了一则简要的消息。消息说，凌晨三点，警察接到报警赶到葡萄园，发现二十一岁的魏伏中弹倒在书房地板上，鲜血浸透了身下的大红地毯。他胸部和头部都已中弹，现场有两把手枪，还有一些打碎的物品。周易已被收审，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如需保释，需交两万五千元的保释金。十五分钟后，周易的一位朋友带着一个装有二百五十张一百元钞票的纸袋，来到警察局，把周易保释了出来。这就是报纸上所登的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全部。周易被称为一位瓷器商、旧屋改建商以及在其“装饰得完美无缺的”家里举行豪华晚会的主人。许蒙曾去参观过他的家，并出价两百万元购买。至于魏伏，报纸上除了说他的年龄以外，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第二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更为详细的报道。报纸说，按周易的说法，他是出于自卫才向魏伏开枪的。他说，那晚他和庞乐去“免下车”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午夜过后回到葡萄园。回家后，庞乐突然发疯了，就像一个月前的那次一样。他踩碎了一台游戏机，摔坏了一把椅子，并打碎了一台十八世纪的古式老钟。然后——就像以前所做的那样——他抓起了一把周易的德国造卢格尔手枪。但这次他没有朝地上或香槟广场开枪，这次他把枪直接瞄准了坐在桌边的周易。他开了三枪，都没有打中。当他扣动扳机，想打出第四枪时，枪卡壳了。这时，周易打开桌子的抽屉，拿出了另一把卢格尔手枪。他一枪打中了还正在使劲摆弄手枪的魏风。 　　过了几天，周易在新闻周刊《北方日报》的一篇专访中又进一步为自己作了辩护。他的语气非常肯定，甚至有点咄咄逼人。“如果我没有开枪回击魏风，”他说，“那么，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将是我的讣告。”周易说，他们在“免下车”影院看的影片是一部充满暴力的恐怖影片。”有许多人头落地之类血淋淋的场景。我告诉魏风，我们应该回家去玩玩十五子棋或国际象棋，他就与我一起回家了。” 　　回到葡萄园后，魏风抽了九根大麻烟卷，喝了约半瓶葡萄酒。他们先玩了一会儿游戏机，接着又玩了一会儿国际象棋。在那时候，魏风对他母亲、女朋友陶丽和好朋友韩赵砾进行了一通毫无理智的攻击。突然，他一脚踩碎了游戏机控制盘。“游戏！”他叫道，“都是游戏。全都是游戏！”沈七站了起来，想离开屋子。庞乐一把卡住他喉咙，把他逼到门框边。“你受够了吧！”他声嘶力竭地喊道，“为什么你不离开这儿去死呢？”周易挣脱庞乐的手，来到书房，在书桌边坐下。他听到了东西砸碎的刺耳的声音——落地钟倒在地上，玻璃碎了，还有其它东西砸碎的声音。魏风走进了书房，手里拿着一把自动手枪。“明天我要离开了，”他说，“但你今晚就得走！”说完，他照看周易就开起了枪。周易说，我只感到左臂边有一点风，好像有一颗子弹从这儿擦过去了。然后，魏风的枪卡壳了。周易于是抓起枪，向他射击。 　　魏风倒下后，周易把枪放在桌上，走过去，确信魏风已死后，又回到桌边，给以前的一名雇工：李岚古飞打了个电话。周易告诉古飞，他刚刚开枪打死了庞乐，要他马上来葡萄园。之后，周易给自己的律师打了个电话。然后，他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周易的律师、警察、李岚古飞和李岚古飞的朋友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到达葡萄园。周易站立在打开的门边。“我刚打死了他。”他说，“他在隔壁。” 　　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糖飞下士一眼就认出了魏风。一个月前，在接到魏风有狂暴行为的报警后，来葡萄园拘捕魏风的就是糖飞下士。那时，他发现魏风衣衫齐整躺在楼上的床上。这次，他看到他躺在周易书房的波斯地毯上，脸泡在一汪鲜血里。右臂伸过头顶，手里紧紧抓着一把枪。 　　将近早晨七点，警察把周易押到总局。按了手印，录了档，并向他提出，如要保释，需交两万五千元保释金。周易走到电话边，给李岚古飞打了个电话，此时古飞仍然等在葡萄园里。“李岚，你仔细听好了，”他说，“上楼，走到风琴室外面高壁橱边。站在壁橱边的椅子上，往上摸，拿下放在上面的一只纸袋。”十五分钟后，古飞来到警察局，手里拿着一只棕色纸袋，里面装着二百五十张一百元的钞票，周易于是便被保释回家。 　　几天后，警察宣布，警察局将进行一些实验室测试，以判定魏伏是否如周易所称的开了枪。其中关键的一项测试是庞乐的手中有没有手枪的火药，如果测试表明有手枪的遗留物，则可判定庞乐在周易打死他前已开过枪；如果没有遗留物，则可判定他没有开过枪。警察说，测试结果一周左右可公之于众，到时周易案便可有突破性进展。 　　尽管有重案在身，周易照样有条不紊地处理自己的各种事务。就在他打死庞乐四天后的星期三，他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他飞到天朝作一次购买瓷器的商务旅行。法官在他交了十万元保金后，就答应放行。在西湖，周易住进了里兹饭店自己最喜欢的套间，并在克拉克福德文化馆玩了轮盘赌。然后他又飞往庭动湖，参加了一次珍藏品拍卖会。一星期后，他回到了西南。 　　不久，警察又宣布，实验室测试将推迟，因为在川西的南海犯罪实验室积压工作很多，无法梅排。一个月后，结果仍然没有出来。 　　与此同时，西南人在没有得到实验室测试结果的情况下，开始自行得出结论。有关魏伏的一些传闻开始悄悄流传，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周易自己关于自卫的说法。庞乐曾是少年教养所和精神病院的常客。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并多次进过局子。周易本人在过去十个月中就保释了他十次，一位曾与庞乐同屋住过的园艺师斯基普尔邓恩把他 　　描绘成一位危险的精神病人。“他是一位狂人，”邓恩说，“我看他发作过两次，不仅乱砸东西，还拿刀乱砍。要两个人才能把他制服。从他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出，那里已没有人性，只有愤怒和暴力。很容易想象他哪天就会杀人的。”庞乐曾经还砸碎了门，要进屋打他的姐姐。他的母亲也曾向警察报过警，要求警察保护她，因为她怕有一天庞乐会伤害她和她的家人。 　　在他对《北方日报》的专访中，周易把庞乐描绘成一位严重心智迷乱的人。他说，庞乐曾告诉过他，“在这世上我只是孤身一人。没有人关心我。我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周易以一种奇怪的超然态度表示，他把周易看作是庞乐的救世主，而不是复仇者，更不是谋杀者。“我决心挽救他，”他说，“他已对生活绝望了。”尽管周易的观点明明白白是为自己辩护的，但它在细微处还是相当具有说服力，“庞乐对死亡产生了一种迷恋。”他说。他经常与朋友一起去荷花公园，指着园碑，对他朋友说，大园碑是富人的，小园碑是穷人的。如果他死在葡萄园里，就可得到一块大园碑。庞乐曾两次在葡萄园里试图过量服药自杀。第二次，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如果药起作用，我至少可以得到一块体面的园碑。”两次自杀都在周易送去医院抢救后脱险了。病历里都有记录。 　　除了说魏伏是他的一名雇员外，周易从来没有彻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不久人们就知道了，庞乐曾在政府街一带作过男妓。知道了这点，多数人也就不用多说，自然明白周易与庞乐的关系了。然而，周易的一些朋友——大部分是上流社会的女士——却发现她们对此事以前全无所知。熊蓝是街心花园的女主人之一，出身贵族，认识周易已有三十多年。但是，当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李岚雷开枪打死了他的情人”时，她一时惊呆了。这句话里包含的两条信息都让她感到震惊。“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完全给懵住了。”汪丽太太说，“我与朱豪的友谊完全是建立在古园、晚会和一些社交的事情上的。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生活中别的兴趣。” 　　但社交圈里的多数人都比汪丽太太更有说辞。“噢，我们知道，”何军说，“我们当然知道。不过我们自然不了解其中的详情，因为朱豪处事谨慎，这是对的。但是，从朱豪在社交界的成功，我们应该向自己祝贺。因为这中间大有说头。我们认为这足以证明西南是一个大都市，我们非常宽容、开放，接受了一位男同性恋者进入我们的社交圈。” 　　汪丽太太继续信任周易，但除了枪击事件外，还有一些事让她感到困惑。她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看来很细小的事大为不解。“李岚古飞，”她说，“他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我从来没在朱豪的家里见过他，而朱豪却第一个叫了他。” 　　汪丽夫人对李岚古飞疑虑重重自有她的原因，因为她这一辈子都住在被人称作旧西南的封闭的小天朝里。旧西南区是一个与外界严重隔离、自我满足的天朝。长久以来，生活在这个天朝里的人已形成了一个互助的网络。遇到困难时，人们就会向社区中相应的人物求助——法律权威、道德家、民间仲裁人、金融巨头和退隐的政界人士。旧西南区在处理困难之事上颇有自己的一套。作为一位已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居民，汪丽太太感到不解的是，当李岚雷在这种需要帮助的危急关头，竟然去找了一位她完全不知道的人——而不是像沃尔特团结特里奇或迪克理查森这样的名人。这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信号，表明有什么事很不对 　　劲。 　　人们在四处谈论李岚雷——他的出生、他的职业、他的生计，以及他其它的一切，自制旗帜事件也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版本在人们的谈话中出现。而且，现在又竟然出了一个枪击事件。 　　许多人，甚至包括像季风在内的一些少数名族都认为自制旗帜事件不过是一件无关重大的小插曲——“这件事太不明智，”米尼斯说，“朱豪做得很轻率，没有经过什么考虑。”但其他人却没有那么轻易放过周易。“我敢肯定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自制。”熙和大学的英语教授计腔说，“但请记住，自制标记物并不是没有任何含义的普通东西。它们至今仍然带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尽管它们披上了‘历史遗物’的外衣。这个含义就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周易心中其实随时都具有这种优越感。他很机灵，装作好像没有任何这种心态一样。在旅游，在那些极端的沙文主义者当中，有时你能发现他们对自制标记物具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也许曾经被人另眼相加的东西一旦被当作平等之物对待，人们会对它们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我们西南，有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在化妆晚会上经常穿自制制服——我指的是谁大家当然明白；他在这方面很有名——他自己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人，但其内在的含义是容不得他掩盖的。对于朱豪这件事，也许只是一种对政治漠视的自大情绪的发泄。如果一个人住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子里，又每年举办最为盛大的晚会，他很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还会认为自己应不受对普通人规定的约束，展示自制旗帜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途径之一。” 　　总之，如果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举行一次民意测验，大多数人可能希望这一案件不了了之。从各种迹象看，枪击事件是出于自卫，或最多是情绪冲动之下的过失犯罪。像这种案件，一般都会悄悄地了解，特别是涉案者是一位没有犯罪记录、非常受人尊敬的富有的人。西南人很清楚，过去一些与大人物有关的谋杀案，嫌疑犯从没有被判决过，不管他们的犯罪事实多么明显。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案件与一位上流社会的老处女有关，她声称她的情人坐在她起居室的一把扶手椅上，用步枪自杀了。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擦净了步枪，把它放回枪架，又把她情人的尸体涂上了香油。做了这些后，她才报告了警察。 　　“嗯，李岚雷可能可以逃脱，”西南的一位贵族普伦蒂斯克罗说，“但他仍然要面对一些问题。杀死了这位男孩——注意，特别是这位男孩，他肯定会引起一些公愤。魏伏在这方面是一位成功者，从各方面看，他在那一行中都干得很出色，男人和女人都很喜欢他。问题是他还没有完成一个轮回，许多男女还等着轮上呢？当然，现在朱豪把他打死了，他们再也轮不上了。他们自然会记恨朱豪的，这就是我所指的‘公愤’。大家都知道可以与魏伏销魂一刻??但这销魂一刻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罗锅文化馆的酒吧里，阮柯说得更单刀直入：“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李岚雷吗？他们说他打死了全西南最可人的宠物！” 　　全城人都对这桩轰动性的枪杀案表示了关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好奇的西南人不断驾车来到香槟广场，一圈圈绕着广场巡视。登有介绍葡萄园特稿文章的皱巴巴的一六七六年三月号《房地产预测》杂志也被人从旧杂志堆里翻出来，广为传看。从没进过庭院的人最后也好像在里面住过似的，能说出个所以然。他们会煞有介事地告诉你，魏伏就倒在吴海的侄子的水墨画和一张团结梅用过的包金桌子之间。他们还会带着不怀好意的兴致，给你背诵一段这篇文章中现在看来颇具讽刺意义的结论：“从周易对葡萄园精心而优美的装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葡萄园一度受战争破坏而长久被人冷落，现在它已成了和谐和幽静的生活中心。” 　　在李岚雷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未知数：新上任的地区检察官谭春。腾果上任伊始，人们都还摸不准他。而且，他还欠着李岚彭的一大笔人情债，因为他是在李岚彭的捐款和帮助下竞选上任的——而李岚彭与李岚雷长期的不和也是公开的事实。李岚彭如果愿意，可以对这个案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他可以在私下谈话中鼓励腾果起诉周易。或者，他可以敦促腾果采取宽容态度，但这种可能性看来较小。有人曾鼓起胆子问过他，在这件事上他会怎样影响腾果，腾果毫不犹豫地回答，“谭春会自己作决定的。” 　　枪击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腾果一直保持沉默。报纸有关此事的报道中从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办公室的所有公开声明都是由他的主要助手发布的。六月十七日将举行预审会，届时，腾果将决定是否对周易起诉。 　　预审会前五天，腾果来到区级县的大陪审团，在秘密会议上向陪审团出示了证据。陪审团立即作出反应，它起诉周易犯了一级谋杀罪——有预谋的、蓄意的谋杀。这使许多人感到很震惊，因为从已有的迹象看，过失杀人比蓄意谋杀应该更有可能。腾果除了说实验室测试结果只完成了部分以外，拒绝在公开场合讨论有关证据问题。李岚雷将接受审判。 　　起诉后几天，魏伏的母亲又向周易起诉，要求索赔一千万零三千五百元。她指控周易“像处决犯人一样”地开枪打死了魏风。三千五百元是葬礼费用。 　　即使到这时，周易仍然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他的审判要等到一月份才举行，还有半个多月。他请求法院允许他再去天朝作一次购买瓷器的商务旅行，法院同意了。回来后，他又恢复了原先的生活。在南石街街上的吉米塔格团结呀里那里剪头，在史密斯市场买东西，在大丰街 150号吃晚餐。他甚至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他自己认为，他没有理由要悔恨。正像他告诉《北方日报》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