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开始时，李岚雷还在宽敞气派的葡萄园，最后却被关进了阴森恐怖的区级县监狱。他那辉煌的社交生活也就此结束了。西南市各界的精英再也不会以被邀请到葡萄园参加奢华的社交聚会为荣了。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与窃贼、抢劫犯、强奸犯和其他杀人犯们共同度过。正如李岚彭所说的那样，上述这些人恰好代表了周易以前在公众场合不屑一顾的“犯罪因素”。 　　周易沦落得如此凄惨、如此突然，不禁震撼了整个西南市。然而让周易感到欣慰的是，公众难以置信他竟然会沦落到如此下场。他被法警从法庭带走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就有人传言他正在根据个人的情趣来梅排狱中生活。 　　“有人专门给他向狱中送饭。”耿直说，“我听说，这一切都已经梅排好了。他的午饭将由崔氏经营的饭店供应，至于晚饭，则由吕栋和嫦娥两家餐馆轮流供应。他甚至还打算把一些家具运往他的牢房，为此他列了一张清单——有人告诉我，其中包括一个很结实的床垫和一张古式摄政时期的写字台。” 　　监狱官员否认他们对周易实行优待。他们坚持说，在区级县立监狱，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众所周知，这对周易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更为不妙的是，他有可能被遣送到管教所县立监狱服刑。管教所位于西南市西七十公里处，那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监狱。当周易法官宣布对周易的判决时，管教所监狱里的囚犯正在发动暴动，他们在监狱里放了一把火。周易进入西南监狱的第一天上午，就有幸读到了一篇关于那场暴动的报道。他决不会漏过这篇文章，原因很简单：该文章与有关给他判刑的报道都是当天的头版新闻。第二天，第一版仍有关于管教所的消息。三位宗族囚犯用刀猛砍三十下，杀死了一个囚犯。这起持刀杀人案发生后，监狱官员对监狱进行了彻底搜查，没收了一批武器，其中包括一颗自制炸弹。在这种情况下，对李岚雷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谁为他提供一日三餐，而是他的律师能否成功地让他远离管教所监狱。 　　两天之后，收到二十万元保释金后，周易法官把周易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以备上诉。于是关于周易及其命运的各种猜测马上消声匿迹了。当周易走出监狱大门，迈步向他那辆蓝色的艾尔德拉多牌轿车走去时，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像机像苍蝇一样在后面紧追不舍。“一切正常吗，周易？”一个记者大声问道。 　　“没有发生意外，绝对没锗！”他答道。几分钟后，他便回到了葡萄园。 　　至少从表面上看，周易的生活几乎又恢复了正常。他重操旧业，开始购买各种瓷器，而且在获得法庭允许后，到千岛卜参加库柏——植物博物馆为嫦娥收藏的珍藏品金饰品展而举行的晚会，该晚会要求出席者穿宴会小礼服并佩戴黑领结。周易举止文雅，讲话时仍不失原先那种尖刻的语调。但是现在他是一位被判刑的杀人犯，尽管他谈话时不乏机智与淡淡的幽默，其中却隐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如今，他那双黑眼睛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暗淡。仍然有人邀请他去用餐，但这样的机会日渐稀少。老朋友们仍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但没有以前那样经常了。 　　私下里，他也很难过。最让他揪心的既非自己被判刑，亦非名誉受损，更非他为自己辩护所做的各种牺牲，而是他被人指控犯罪这一事实。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正人君子所说的话一定会被人接受，而且整个事件将得以顺团结解决，不致引起大众的注意，就像以前处理涉及到社会名流的案件的方式一样。譬如不久前一位社会名流在海滩上被人莫名其妙地痛打了一顿啦，一位行将与妻子离婚的有钱人被塌陷的楼梯砸死啦，一位老处女把被枪打得像筛子一样的情人的尸体涂满香水之后才报警啦，等等。 　　“至少我报过警。”刚刚出狱的周易对我说，“事发的那天晚上，你要是在现场就好了。警方的无线寻呼系统报出案件性质及案发地点后，警察们蜂拥而至。他们在我家中四处查看，就像一群到塞外游的小孩。他们搜查完各个角落之后，又相互耳语。他们呆了四个小时。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一个宗族在西南星期五的晚上杀死了另一名宗族，两名警察很可能只会到现场呆三十分钟，事情也就了结了，然而这些警察们在我家却玩了个痛快。那位警方女摄影师拍照后，走进厨房既沏茶又煮茶，然后把茶水和茶端给其他同事，还随手抄了些小甜饼。我当时想，唉呀，这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但是现在想起来，我那是罪有应得。我只想让他们尽情地玩儿，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但是他们非常有礼貌。他们一会儿周易长，一会儿周易短，一会儿又问能为我干些什么。一位特别会奉承拍马的警察来到我跟前，说他用苏打水把地毯浸湿了，以免魏风的血迹以后洗不掉。我感谢他想得这样周到。后来，在警察局，我们在许多材料上签了名，这些在我看来无非是例行公事罢了。警方对我的态度非常温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指控我犯了谋杀罪，直到第二天我在报上读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周易最仇恨的不是警方，而是西南社会及其控制下的权力机构。 　　“西南各大家族的成员生来就受一种社会等级制度的束缚，他们永远也无法从中挣脱出来，”他说，“除非他们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必须到一个正派的初级学校接受教育——西南地区日间学校或伍德伯里森林学校——然后上一所蛮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回家加入到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去。他们必须为某家公司或个人效力，然后一步步向上爬。他们必须和一位背景没问题的女孩结婚，必须营造一个合乎习俗的小家庭，必须是伊斯兰教教派或圣约翰教派的成员，必须加入区级文化馆、游艇文化馆和高尔夫球文化馆。大约在六十岁左右，他们将最终获得成功。然而到那时，他们已经被熬得筋疲力尽，因为人生理想未能实现而变得郁郁寡欢。他们欺骗自己的妻子，痛恨自己的工作，过着一种既让人肃然起敬又令人感到凄惨的失败者的生活。他们妻子中的大多数与长期向人提供性服务的妓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如果把房宅、汽车、衣服和文化馆计算在内，西南地区的贵夫人卖淫一次的收入要比妓女高得多。这些人不会喜欢像我这样不介入滑稽可笑的等级结构、靠冒大险成功的人，这种情况我已经感觉到好多次了。然而他们不能左右我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不喜欢那样做。” 　　尽管周易内心非常痛苦，但仍然相信他的上诉会获得成功。如果事与愿违，他将向西南寻求报复。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一两种准备。他将把葡萄园作为他报复的工具。“我可以把这座房宅转让给一个慈善机构，”他沉思道，“用作吸毒者康复中心。中心一天可以接纳几百名吸毒成瘾者，你说对不对？那些吸毒成瘾的人可以把香槟广场作为户外候诊室，这会把附近的住户气疯的，尤其是对世态变化特别敏感的腾果家族。但是他们拿这 　　种公益举措也毫无办法。” 　　如果魏伏的母亲耗资一千万元赢得了对他的起诉，该怎么办呢？这座庭院会不会落入她的手中？“魏风的母亲永远也不会住进葡萄园，”周易郑重其事地回答说，“因为我会首先将它毁掉。要想把它毁掉，很不容易，因为这座庭院非常坚固；墙壁里侧是用砖砌好的。我的办法是：在位于主层四角的房间的天花板上开个大洞，一直通到二层。然后我在每个洞中放一些丙酮，把整个房宅烧为灰烬。我深信，用这种方法可以把整个庭院毁掉。在疆土，只有涉及到保险的放火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葡萄园没有入保。魏风的母亲可以获得一份丰厚的财产，但不会得到这份房产。” 　　在李岚雷盘算着如何在葡萄园的地板上凿洞之时，疆土最高法院正集中精力，调查葡萄园地板上原已存在的那个洞孔——一个弹孔。人们宣称，那个弹孔是魏伏被杀前一个月在葡萄园大吵大闹时留下来的。关于这个弹孔，负责逮捕罪犯的警官糖飞下士曾这样作证，“我无法判定那是一个新弹孔还是以前遗留下来的旧弹孔。”谭春抓住这句话，提示说那个弹孔是以前留下来的，周易伪造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为一个月后宣称他杀死庞乐是出于自卫作准备。 　　在周易被判有罪几周之后，蔡飞收到了一封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匿名信。里面有一份糖飞下士在案发当晚起草的警方调查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地板上确实发现了一个新弹孔。”这就和上次审判时他的证词相互矛盾了。 　　根据法庭的指令，被告方在审判之前也必须获得一份由糖飞起草但经过修饰的调查报告，但是腾果预先把上面这句话删掉了。蔡飞看到报告全文后立即意识到，腾果的这种作法属起诉不正当行为。在向疆土最高法院上诉时，他将这一点作为中心论点。县法院反应异常激烈，认为糖飞下士就那个弹孔所作的两种说法“前后明显不一致”，这就推翻了腾果掩盖事实的企图。法院的法官们一致作出下列裁决：“我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赞同违背审理过程必须追求真理的原则。原判无效，必须重新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