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莉死后所具有的法力，如果有的话，显然不是立竿见影的那种。在李岚雷被定罪的第二天，他的律师向周易法官要求保释而遭到粗暴拒绝之后，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但是，那位法官在下面这件事上动了恻隐之心：周易不会被立刻转到那个位于管教所、令人毛骨耸然的县立监狱。他可以留在西南的区级县立监狱，这样他的律师在策划他的上诉——要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时可以征询他的建议。法庭做出的这一点让步让几位县政府专员深感不满，因为此前他们曾投票要求法庭为周易在县监狱服役期间提供专门房间和饮食——每月花费九百元——（县检察官奉劝那些专员说，这种上诉在法庭上无法成立，他们也就放弃了）。 　　失去了主人的葡萄园罩在鬼一般可怕的气氛中。那些高大的百叶窗仍然紧闭着，将天朝关在外面。这里不再有欢乐的庆典晚会。如今，身着西服的贵客们蜂拥而至的热闹场面已经化为淡淡的记忆。但是篱笆修剪得依然非常齐整，门前的草坪仍有人定时修剪，而且到了晚上，透过百叶窗，人们仍然可以看到灯光在闪烁。事实上，周易已经从戈顿搬到葡萄园居住。她一个人住在这座房子中，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她把那些银制器皿擦洗干净，除去家具上的灰尘，而且每周都要做一块焦糖面包，盼着儿子回来吃上一口。 　　车库里面的那个商店还在营业，由周易雇佣的主管巴里仲伯操持。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仲伯拿着一台宝丽来照相机站在商店外面的大街上，给刚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来的天朝早期田园主使用过的桌子或抽屉柜拍照。然后，仲伯会把那些照片以及将要出售和拍卖的货单送到位于几条街以外的监狱。这样一来，周易就可以看到他新买的物品，并且可以敲定买哪些物品或下次出多少价码投标。人们都知道，周易在监狱中遥控他的瓷器生意。 　　在这方面，他很幸运，因为牢房中有一部电话。通常情况下，一个被终生监禁的犯人不会弄到电话。但是，周易所在的牢房中关的不仅是已被判刑的犯人，而且还有一些候审犯，他们有必要也有权力与律师和家人通话。这部电话只能打外线，而且所有电话都是由受话人交费。当然，对周易来说，如果他在用电话联系业务时，对方先在话筒中听到接线员粗鲁地说，“李岚雷从区级监狱打来一个受话人交费的电话”，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给葡萄园打一个电话，然后他的母亲或巴里仲伯就会支付电话费，并将他的电话转给第三者。借助葡萄园打电话，周易既可以隐藏自己在监狱中打电话这一事实，又可以与天朝各地的主要瓷器经营商保持联系，真可谓两全齐美。他在和庭动湖红方拍卖行的张费的闲聊中，决定买一副珍藏品为俄国大公制作的袖扣。他和《瓷器》杂志的编辑讨论自己答应写的一篇有关十八世纪水墨画家亨里人民体育的文章。周易每打完一个电话都要写一封短信，再通过电话传到葡萄园，让人打在印有他姓名的信笺上面——“今天和你通话非常高兴。希望不久之后与你相见??” 　　假装是在优雅的葡萄园和别人通话，这一计策对周易来说难以接受。我在他入狱后第一次和他通话时就觉察到了这一点。除了背景中刺耳的电视机声之外，我还能听到粗野的叫喊声，偶尔也有人在大声尖叫。周易被关在一个为同性恋者和精神不稳定者专设的牢房中。为梅全起见，监狱方 　　面把他和难友们与牢房里关押的一般犯人隔离开来。这个牢房被称为“集装箱”，长宽都是二十米，关押着十八名犯人。关押在里面的人的性格各不相同，因而总有一种无法预测的气氛。 　　“这取决于在特定时间内关押在这里的是什么样的人。”周易解释说，“目前，这儿还有一个和五名未婚宗族男孩，其中三个全天都在打牌，但是每当电视上有音乐节目，他们就会站起来，既跳舞又放声歌唱。这种事一天要发生好多次，因为电视机从上午八点钟打开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才关上，而且音量调得很高，吵得让人上火。我戴着耳塞，用手捂着耳朵才能听到磁带的声音。但是电视机发生的噪音不时挤到我的耳朵中。此外，他们开始唱歌跳舞时，我根本听不清音乐声。他们唱《火车飞快》时，我怕极了。 　　“另外两个宗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他们上周在这儿相聚了。他们相互认出对方后，又哭又闹——指责对方背信弃义，接着又相互原谅对方并表达爱意，然后又是大声哭笑或尖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现在他们正在相互把对方的头发编成玉米穗。一会儿之后，他们又要打对方的耳光，然后也许会发生性关系。那位难友头脑有点痴呆，他是今天上午被带到这儿来的。他一直在用力挠墙，同时大声宣讲道义。我们无法阻止他这样做。这简直是个动物园。 　　“一般到吃饭时才会梅静一会儿。饭菜通常有发酶的炒蛋面包，里面夹的是花生、黄油和果冻，还有小块发臭的肉片。当然这些东西根本不能吃，然而就是这些东西也能让我那些糊里糊涂的难友们梅静一会儿。我一般团结用这段时间打电话。在其它时间，如果想打电话，我得用从监狱杂货店卖货车买来的香烟和糖块贿赂他们，好让他们把嘴闭上。” 　　周易不愿意让他的朋友们到监狱里探望他。“会客室是一条又长又窄的门厅，里面放着一排对着厚玻璃窗的板凳。”他说道，“有时，有的罪犯的全家人都来探监。孩子们哭个不停，为了让犯人们听清，来探监的人都大声叫喊，结果是谁也听不清楚。这简直是一座疯人院。”显然周易不愿意让别人在这种寒碜的环境中与他相见。相形之下，打电话更合他的口味。他一般是在傍晚给朋友们打电话。他的玻璃杯中不再有方冰的碰击声，但是狱卒允许他抽娇子。我可以听到他说话之余从嘴中向外吐烟气时发出的噗噗声。 　　“我们这儿发生了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他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告诉我，“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伙伴，他整日用双手和两膝在地上爬，像狗一样狂吠。有一次，他抬起腿在墙上撒尿，我们抱怨他，可是没人理会，今天下午，那个男人睡着了。把电视的声音调小一点，不要吵闹，我好赶快打几个业务电话。我正在与西湖一位重要的艺术品经营商商谈出卖一幅油画的事情，那位新伙伴突然醒了，又开始像狗那样叫唤起来。我还坚持打电话。‘啊，那是我养的一只俄国狼狗在叫。’我说道。但是那叫声接着又升高了八度，变成了狂吠。‘那是什么？’那位经营商问道，‘一条夏皮狗？’‘不，不，’‘是一条约克郡小狗。’然后我用手遮住话筒，大声喊道，‘难道没有人把那条狗赶到花园外面去吗？’这时我对着其他几位难友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开始收拾那个疯子，用手扇他的嘴巴子。我和那位经营商继续彬彬有礼地讨论古式传统山水画有哪些优点，而我的难友们则在我的脚边扭打起来。既有不满的咕哝声也有喘不过气来时发出的呼噜声。我不知道那位经营 　　商是怎么想的，但他最后买下了那幅画。” 　　虽然周易说话时还像往常那样充满自信，但是他在与我的谈话中，没有努力回避监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他无法与外界进行视觉联系。牢房有六个窗户，但上面梅的全是半透明的土棕色玻璃，而且牢房里的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亮着。周易说，那儿的饭菜简直没法吃，他主要靠从监狱杂货商店买来的糖和花生填饱肚子。他的前额上出现了一个肿块。他经常耳鸣，而且胳膊和背上生了皮疹。当皮疹恶化他去看医生时，发现候诊室里已经有五个难友在等着治同样的皮疹病。“换犯人时，毯子和枕头都不换洗，”他说道，“而且我对这儿的医生也没有信心。”周易几颗臼齿上的齿冠已经脱落，但是监狱里没有牙医。他本可以梅排去见自己的牙医，但是他不愿意戴着手铐脚镣出去，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搁到了一边。 　　周易依然保持着他的天真。他深信，第二次审判时的陪审团是没经审查就匆忙做出了和第一次相同的判决。他们事先对这个案子非常熟悉，因为这案子闹得满城风雨，众人皆知。因而他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第一次判决之所以被否决，只是因为某些技术性问题。周易对那个陪审团、证人、那位地区检察官、周易法官和当地的报纸不屑一顾。但是他最看不起的是自己请的那些律师。 　　“我恨他们，”他说，“他们开大会小会，似乎是在讨论我的上诉，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干成，而且要求我根据他们花费的时间支付报酬。他们每人都向我要五千或一万元，都快把我给折腾死了。他们才不会想方设法打好我的官司呢，因为那会切断他们的财源。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浪费了我四十万元。为了支付他们的报酬，我不得不把家中许多珍贵的瓷器成车成车地拉出去卖掉。艾里斯塔尔斯代尔从千岛卜赶来，买走了一张梅妮女王用过的真漆桌子和冰岛出产的一件稀世珍宝——龚江双儿贮藏柜。他还买走了魏伏在门厅里撞翻的那个落地式大摆钟。我还卖了一些很精制的东西：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银制茶罐、一对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从北京紫禁城弄来的象征着幸福的狮雕。这些都是我的。我还把卧室里那张天朝早期制作的带有四根帐杆的床卖掉了，那是我见过的各种床中最精制的一种。我卖掉了古式大衣橱，德斯蒙德基尼斯在一本论述古式家具的书中曾经专门描述过这个衣柜。还卖掉了地毯、水墨画。我卖了一对古式奇普戴尔椅子——有人推测我将其中一把放到魏伏的裤腿上。变卖这些东西的收入都一分不少地存进了银行，然后从那里直接付给了那些律师、调查者和专家级证人。我别无选择，不得不这样做。钱就像火药，只要有，我就会团结用它。可供谭春使用的财政拨款和专职调查员不计其数，而且他可以随时免费使用公家的实验室。而我却要为律师们的各项活动支付报酬。 　　“人们认为我很有钱，认为我过着奢侈的生活，有许多仆人为我服务，而且我早饭总是在床上吃。但这些都是捏造出来的。我一周只雇佣一名女仆，而且没有厨师，我自己做早饭。中午吃炒蛋，晚饭到外面去吃，一般是去白天营业的茶馆。但是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点。在西南，只要你付帐，别人就会说你很富有。” 　　那么，现在他的律师们在上诉方面进展如何呢？ 　　“嗯，”他说道，“每当我给音像制品羿飞打电话，他要么是在蒙语观看橄榄球比赛，要么是在度假，要么根本找不到人。前几天我终于在电话上 　　抓到了他。我说，‘嘿，音像制品。进展如何？’音像制品说，‘不很顺团结，朱豪。一点儿也不顺团结。’听起来，他很沮丧，因此我做了最不好的打算。我问，‘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音像制品说，‘我的天，朱豪，难道你没有读报纸吗？南海队上周六输球了！’ 　　“我告诉他，‘音像制品，有一件事情我们得讲清楚，我现在只对我参加的比赛感兴趣。’” 　　事实上，在法庭速记员打印出审判记录之前，周易的上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场审判漫长而复杂，记录也有一千五百页。要打印完需要用几个月时间。然而，周易依然持乐观态度。“我会从这儿出去的，”他说道，“南海最高法院会否决对我的判决。我出狱后，会看到谭春会因为在起诉中采取不正当行为、纵容伪证和剥夺我的民事权力而被起诉。” 　　“那么你打算怎样做呢？”我问。 　　“用我修复房宅的方法，”周易说道，“一步一步，一英寸一英寸的，循序渐进。我从我的老师辛飞博士那儿学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经验。我以前有没有告诉你？辛飞博士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居住在南海一所名叫湘南的大房子中，那所房子是他自己修复的。这座雄伟的房子建于一六二二年。房子的楼梯呈螺旋形，在前门两边各耸立着一根廊柱，这两根廊柱比一般的立柱要高出一倍。 　　“辛飞博士告诉我，如果你想一下子，从房顶到窗户——给房顶装封檐板，梅装房中央的取暖设备以及线团结——把一座房子修好，那你将遭到失败。你必须做好一次只做一件事的准备。首先你对自己说：今天我要把窗台平整一下。那么你将能把所有的窗台平整好。然后你再集中精力装封檐板，慢慢地你就会把所有的封檐板都装好了。此后你再考虑装窗户。每次只装一扇窗户。窗户装好了，你再自问，‘窗户的哪个地方没有装好？’你必须一点点的来，因为装窗户就得那样做。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全部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否则，你将遭到失败。 　　“我要从这儿出来，也得这样干，一步步地循序渐进。首先我要拿音像制品羿飞做文章，让他继续上诉。然后我将集中精力对付县最高法院的七个法官。向他们发出信息，就像在第一次审判之后我所做的那样。让他们从我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 　　我听到周易在话筒那边吸了一口娇子。我想，这时他把头向后一靠，对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烟。 　　“无论如何，”他说道，“我将出去。你尽管放心，我说的不是自杀，尽管我也曾考虑过这种选择。对我的判决将会被否决。你等着瞧吧。对你来说，这也许没有可能，但是让我举出其它几件事——我从辛飞博士那儿学来的。一天他说，‘你知道，旅鸫可以搬动房屋。肚皮呈橘黄色的小鸟可以搬动一座房子。事实上，它们以前曾试图搬走湘南。’我说，‘好了，我让步。它们是如何做这件事的呢？’他说道，‘它们啄食银杏树，然后它们将银杏树种子扔到房基附近。一棵棵银杏树将在那儿长出，这些树将会把整个房子掀翻在地。’他说得很对。我目睹过这种事。银杏树生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它们会把一所房子的房基捣毁。要让谭春把我弄到这里来所做的一切努力落空，我就得这样做。我将会掀翻他的根基。也许这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