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李崇高穿过树林,踏着地上干枯的树叶,爬上了老河大堤,怀着忧郁的心情,沿着河堤向西走去。
秋天的大堤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和风采,堤上的树也快要落光叶子,高大的白杨树也只有树梢上的几片叶子还挂在树上,像一面面小旗子在风中飘舞,发出哗啦哗啦地响声。月光透过稀疏的树枝,把树枝的影子印在大堤上,使大堤变得斑驳陆离。河水清澈明亮,圆圆的月亮倒映在水里,像洒下的一片碎玉。
李崇高在大堤上慢慢走着,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没有上完初中,十五岁辍学回家,参加劳动,在生产队一干就是五六年。他不怕吃苦受累,不怕艰难挫折,认为吃点苦受点累算不了什么,庄稼人不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命吗?但他不是没有理想,他与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不一样。他想,吃苦受累的庄稼人应该有个盼头,不应该这样生活,辛苦一年,周而复始,到头来,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与五六年前相比,他的家境并没有多大改观,这让他内心十分痛苦。让他退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说过,一个人挣工分年年缺粮,养不住全家。现在,两个人挣工分了,还是不宽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竭力寻求改变生活道路的方法,但想来想去,一片茫然,他对生活真的有点失去信心。物质生活的艰辛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几年斗来斗去,斗的人心惶惶,人们只抓革命,却淡化了生产,于是,越过越穷了。
大家心里憋屈,又无处发泄,感到日子过的越来越不舒心。在生产队饲养院里,他真想把刘现成痛痛快快地揍一顿,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刘现成当了十几年的生产队长,没少整治善良的庄稼人,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尽管刘现成的一些做法,让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但他却养育了一个好姑娘。刘晓梅知道村民对父亲有些怨恨,千方百计维持着与村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村里人对她的评价颇高,她和李崇高在一起时,也共同发泄过对父亲的不满,这一点使李崇高十分敬重,为了刘晓梅,他心里再气,也不能把刘现成怎么样。
玉盘似的月亮已升到中天,清辉洒满了大地。李崇高沿着大堤一边走一边想,当他走到大堤向南拐弯的时候,向村里望了一眼,他看到,小村庄的上空雾茫茫一片,在明亮的月光下,像沉睡在一块空明澄碧的水晶里。他的心情豁然开朗,快步走下了大堤,踏上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家里走去。
刘现成离开饲养院,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
在老河湾村,姓刘的没有几家,却都是刘现成的本家爷们,论门第都不出五服。刘家的人人丁不旺,在村里的辈分却不低。比如像李汉魁这么大年纪的人,若从上几辈人论起,应该低刘现成一辈,但年代太久远了,也就无从说起。况且,老河湾村的各姓之间相互通婚,彼此都有瓜葛牵连,究竟如何论,又从何论起,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因此,除本族以外,后代子孙对辈分看的就不那么重要。见面后,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不但不伤感情,反而显得更加亲切,我们对队长刘现成喜欢骂人的习惯,也就不足为怪了。
说起刘现成,他的经历有点复杂。刘现成的父亲刘照功是一个刚强志气的汉子,在老河湾村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当年刘现成家里生活十分艰难,人多吃的不够,眼看就要饿死人。为了生存,他的父亲一咬牙,带着妻子儿女闯了关东,刘现成八岁随父亲去了东北。他们一到东北,父亲被招募到煤矿挖煤,凭力气养活全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闯关东的山东、河南人又纷纷回到关内。刘现成的父亲咬牙坚持着,没有回来,但他为了保住刘家一条根,却托人把刘现成带回了老家,那年他十岁,在老家他同祖父母和叔叔刘照劲一起生活。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南下,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老河湾村变成一片汪洋,成了黄泛区,刘现成家,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那一年,他十六岁,瞒着爷爷、奶奶和叔叔,偷偷跑去当了兵。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刘现成回过一次老家,那时他已经混成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在淮海战役中,他们的部队在陈官庄被围,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冰天雪地里,他趁着夜色掩护,带领十几个弟兄,跑到解放军这边来,投靠了解放军,并带来了一挺轻机枪。为此,他挨了自己人一枪,同时也换来了解放军的优待。
全国解放后,他回到老河湾,同老河湾人一起经历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深得大队领导的信任和赏识,一步一步把自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刘现成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孩子和老婆早已睡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家——他的家并不算寒酸,整整齐齐的一个院落。有三间堂屋,两间东屋和三间西屋,这在老河湾村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院落。
他把老婆叫醒,他的老婆齐桂兰给他打开了外门。
齐桂兰殷勤地问道:“你回来了,喝多了吗?给你准备的茶叶水都凉了,怎么现在才来?。”
“没——喝多,没——事!”
刘现成说着醉话,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他的老婆齐桂兰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她有四十五、六岁的年纪,高挑身材,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细腻白嫩,留着齐耳的短发,说话细声细语,穿戴干净利落。让人一看,就能想象得出,她当年是何等的光彩照人,现在她比当年似乎更加成熟,更具有女人味,也更加迷人,也难怪大队长张永福一看见她就有点魂不守舍了。
说到大队长张永福,就不能不说说河湾大队。
河湾村所在的河湾大队,下辖李唐、梁葛庄、老河湾、红卫村等十几个自然村,总人口约三千五百人,是河湾公社人口最多的大队之一。支部书记万志和,大队长张永福,会计梁明。
支部书记万志和虽说不是外地人,但他的老家却不在河湾公社。因为他在抗战时期,随八路军的武装工作队在老河湾一带打过日本鬼子,所以落蹲在这里;解放战争时期,他又随着这里的支前民工跨过了长江,因此他对这里的一切都相当熟悉。全国解放后,他又回到这里,参加了基层工作,先在镇政府当了几年民政助理员,五三年开始,任河湾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性格耿直,办事公平,在河湾大队的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大队长张永福是五六年进的大队,先从团支书干起,主抓大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历任团支书、民兵连长、大队长等职。特殊时期开始后,他在老河湾大队率先组建造反派组织——“前进兵团”。他敢想敢干,敢打敢冲,成为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在河湾大队只要一提到张永福,不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胆颤心惊,就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也会不寒而栗。
张永福家在红卫村,与老河湾村隔河相望。据说,他所在的红卫村原来叫龙王庙村,因有一座香火旺盛的龙王庙而得名。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都这么叫着,也没人提出来有什么不妥。特殊时期开始后,张永福认为用龙王庙作为村名,是封建残余,也不具有革命气息,应该改一改,后来经过村民讨论,并报请公社和县里批准,才把龙王庙村改成了红卫村,含义同红卫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的父亲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农民,一辈子都给地主扛长活,最后累死在庄稼地里。他有一个姐姐,当时十七八岁,在地主家里做丫头,被地主的儿子侮辱后,悬梁自尽。因此,他从小就恨透了地主。全国解放后,地主的儿子虽然被政府镇压了,但他只要一提到地主,就恨得咬牙切齿。
在特殊时期中,他对地主也整的最狠。每次斗争地主,他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在一次次批斗会上,他让所有的地主一律向贫下中农下跪,有时还在他们的膝盖下垫上块砖头,让他们头上戴一个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并用红墨水在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
有一个恶霸地主的小老婆坚持不住,晕倒在台上,他拳打脚踢把她弄醒。挨打的地主小老婆实在受不下去,嘴里嘟囔了一句,更激起了张永福的愤怒,他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批斗会结束后,他又让民兵把这个女人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个女人又羞又愤,回家后跳河死了。事情报到大队,张永福说这是畏罪自杀,逃避人民的审判。事情就这样悄悄过去了,大队和公社都没有人追究。这在当时,确实是常有的事情。
张永福的革命精神很受公社书记管政的欣赏。在管政的关怀下,他很快被提拔到大队长的位置。张永福当了大队长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因为有公社书记管政的撑腰,万志和对他的一些做法虽不赞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他还敢当面顶撞万志和,说他是老“右倾”,地主、富农的“保护伞”。在当时的形势下,万志和有苦难言,官司打到公社书记管政处,管政因为万志和是革命老干部,根红苗正,没有毛病,也就不了了之。张永福也因此收敛了许多,不再和万志和过不去。
时光流到七十年代,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张永福没有以前那样飞扬跋扈了,再加上政治气候变来变去,他有时也把握不准,稳当了一阵子。在大队这几年,他接触了一些人,也明白了一些事理,对群众和身边的人也开始讲点人情味了,但一有风吹草动,他的革命热情仍然比别人高一些,这也无可厚非,当时的形势如此,革命工作总要有人干嘛!
刘现成与张永福的友好关系,也是建立在特殊时期中。因为,刘现成夫妇都与国民党有关。刘现成以前是国民党军官,虽然在战场上投降了共产党,但毕竟有历史污点,这在特殊时期中是个不小的毛病;他的妻子齐桂兰,曾经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还和她国民党军官的丈夫有了孩子,这也是个不小的问题。为了不受批斗,刘现成自然不能不巴结张永福。
特殊时期开始后,刘现成一有机会,就找张永福,在一起喝酒吃肉,并把张永福请到家里,宾客相待,有时还让妻子齐桂兰陪他喝酒,张永福倒也心安理得。一开始,他只是相中齐桂兰炒的菜好吃,并没有其他心思,后来他被齐桂兰的容貌和气质所打动,就有点魂不守舍了,经常在齐桂兰面前说些酸不溜溜的闲话,弄得齐桂兰面红耳赤。对于张永福对齐桂兰的挑逗,刘现成只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他认为,让妻子陪张永福吃饭喝酒是小事,政治问题是大事,不然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在当时,即使齐桂兰和张永福有了那层关系,刘现成也会在所不惜。他的处事经验告诉他,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他像小寡妇走夜路一样,提心吊胆地拼上了这一回,只要能保证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其他的都是小事。这样,时间一长,风言风语就出来了,说张永福和齐桂兰有了一腿。